文明論之概略(八)

八章 西洋文明的來源

　　敍述現代的西洋文明和探討其來源，並不是這本小冊子所能作到的事。所以在這裡只引證法國學者基佐所著《文明史》以及其他各種著作的要點，略述其大意而已。

　　西洋文明的特點在於對人與人的交往問題看法不一，而且各種看法互相對立，互不協調。例如，有主張政治權的，有主張宗教專權的，有的主張君主政治，有的主張神權政府，有的主張貴族執政和有的主張民主政治等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自由爭辯，勝負難分。由於長期形成對峙局面，即使彼此不服，也不得不同時並存。既然同時並存，即便是互相敵對的，也不得不在互相瞭解對方的情況下，允許對方的活動。由於自己不能壟斷一切，又不得不允許對方的活動，於是便各持其說，各行其是，為文明進步盡一分力量。最後將溶為一體。這就是產生“民主自由”的原因。

　　現代的西洋文明興起於羅馬滅亡時期。大約從西元四世紀開始，羅馬帝國的權勢逐漸衰微，到五世紀時，情況更為嚴重，野蠻民族從各方面侵入，帝國的政權從此崩潰。在這些民族中，最強盛的是構成日爾曼民族的法蘭克民族。這些野蠻民族蹂躪了羅馬帝國，摧毀了羅馬數百年來的一切舊制度。這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有依靠暴力，無數的野蠻人成群結隊到處燒殺掠奪，無所不為，因此，一方面出現了許多國家，同時又有一些國家被吞併。到了第八世紀末，法蘭克族的酋長沙立曼兼併了現在的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地，奠定了一大帝國的基礎，大致形成了統一全歐洲的氣勢。但在沙立曼大帝死後，國家再度分裂並陷於混亂。當時法蘭西和日爾曼雖有國家之名，但仍未具備國家的體制，每各人各逞其暴力，為所欲為而已。所以後世稱這個時代為野蠻時代，或黑暗時代。這個時代包括從羅馬末期到西元第十世紀約七百年的期間。

　　在這個野蠻黑暗的時代，只有耶穌的教堂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在羅馬滅亡後，似乎耶穌教堂也應隨著被摧毀，但事實並非如此。教堂不僅在野蠻環境中安然無恙，而且還要感化這些野蠻民族，力圖把他們吸引到自己的宗教中來，這種大勇大智是罕有的。因為開導無知的野蠻人，用高尚的道理是無濟於事的，於是教堂規定了許多儀式，以虛飾的外形來迷惑人，在曖昧之中啟發了他們的信仰。後世評論這個問題，不免譏為以妄誕之說蠱惑人心。但在當時無法無天的社會裡，也只有耶穌教懂得天理人心之可貴。假如當時沒有這個宗教，恐怕整個歐洲早就變成了禽獸世界了。所以，在這個時代，耶穌教的功德是不算小的，同時耶穌教所以能獲得權力，也決不是偶然的。大體上說，當時控制肉體方面的事情，屬於一般世俗的武力，而掌握精神方面的事情，則屬於教堂的許可權，形成了“俗權”和“教權”互相對立的局面。由於教堂的僧侶干預俗事和管理地方民間的事務，是從羅馬時代傳流下來的習慣，所以直到此時仍未喪失其權力。後世僧侶之能出席議院，也是淵源於遙遠的上古時代（寺院權）。

　　當初羅馬的建國，是由許多城市國家聯合而成的。因此，羅馬帝國統治區域內到處都是城市國家，這些城市國家都各有一套法律，各自管理自己的事務，只是由於都臣服於羅馬皇帝，才聯合構成了一個帝國。在這個帝國滅亡以後，市民會議的習性仍然存在，並成為後世文明的因素（民主政治的因素）。

　　羅馬帝國雖然已經滅亡，但在過去幾百年間，人們一向稱這個國家為帝國，尊國君為皇帝，這種名稱已經深深銘刻在人民的心裡不可磨滅，既然忘不了皇帝陛下這個名稱，則專制獨裁的思想也必然要隨這個名稱留在人們記憶裡。後世有提倡君主政治之說的，其根源即在於此（君主政治的因素）。

　　當時橫行於天下的野蠻民族的風習和性格，雖然不能根據古書的記載詳細瞭解，但推想當時情況，可以想像到他們是豪橫剽悍不通人情的，其愚昧無知的程度幾乎近於禽獸。但是，進一步加以詳細分析，在其愚昧剽悍之中，自然存在著豪邁慷慨的氣魄與獨立不羈的精神。這種精神本來是出於人類的天性，也就是以英雄好漢而自豪的心理，或者是所謂大丈夫的氣概和勇往直前的勇氣。在古羅馬時代，並不是沒有自由之說，耶穌教士也不是沒有主張自由的，但他們所主張的自由是一個民族的自由，而從未聽說有主張個人自由的。主張個人的自由和發展個性的習性，是野蠻的日爾曼人創始的。在後世的歐洲文明中，把這種習性奉為至寶，直到現在仍然非常重視自由獨立，這不能不歸功於日爾曼人（自由獨立的習性，胚胎於日爾曼的野蠻人）。

　　後來野蠻黑暗的時代逐漸結束，到處流徙的人民也定居下來，於是便過渡到封建割據的局面。這種局面是從第十世紀開始，到十六七世紀才崩潰的。這個時代就叫做“封建制度”的時代。在封建時代，法蘭西，西班牙等國雖各有其國家之名也有君主，但君主只是徒具虛名而已。國內武人割據構成部落，據山築城擁兵以自重，奴役人民自封為貴族，實際上形成了許多獨立王國，窮兵黷武，互相傾軋。在黑暗時代，有個人的自由，到了封建時代，情形便迥然不同了。自由的權利，完全屬於擁有土地人民的貴族所有。當時對於貴族既無約束的國法，也無人民的批評，貴族在一城之內儼然是一個至尊的君主，只有敵國來侵和自己力量薄弱，才是這個專制制度的唯一威脅。歐洲各國，大都形成了這種情況，人民只知有貴族，而不知有國王。如法蘭西和西班牙，在當時根本就未能完成可以稱為法國或西班牙國的國家體制（封建割據）。

　　如上所述，封建貴族雖然專權，但決不是能夠以此支配整個的歐洲。宗教已經控制了整個野蠻人的人心，獲得了他們的信仰，從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宗教勢力之盛，已達到極點。其所以如此，也決不是偶然的。本來人生在世，有時可能因機緣湊合而煊赫一時，有過人之力也可能殲敵百萬，或因有超群才智而為天下唯一富翁，好像人間萬事莫不由於個人才力而從心所欲。但是，一涉及生死幽冥之理，就不可解了。遇到幽冥之理，即使有沙立曼的英武，秦始皇的雄威，也完全無能為力，而只有淒然失望，空歎富貴若浮雲，人生如朝露而已。人心的最脆弱處，也正在於此。如果用作戰來比喻，就像沒有設防的要塞，如以人的身體來比喻，就像人身上最靈敏的器官那樣，一旦受到打擊，就要立刻退縮，而表示軟弱。宗教的職責，是說明幽冥的道理和造化的奧妙，而解答人們的疑惑的。所以具有生命的人類，誰能不傾心呢？況且，當時又是文化未開，輕聽輕信的社會，雖然是荒誕無稽之談，也不足為怪。於是信仰宗教的習性彌漫於天下，只許忠誠信奉教義，而不許有所私議，這種專橫情況，無異於王侯用暴政壓迫人民。大體說來，在當時的情況下，人民的身體恰如被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精神，一部分是肉體。肉體的活動，受王侯世俗政權的統治，精神的活動，聽命於羅馬教廷。世俗政權統治著有形的物質世界，宗教統治著無形的精神世界。

　　宗教既已統治了精神世界，控制了人心，而和王侯的世俗政權形成對立的形勢，但並不以此為滿足，還要進一步認為：精神和肉體哪個重要？肉體不過是次要的，是外在的，而精神則是根本，是內在的，我們宗教既已支配了根本的，又支配了內在的，怎能不過問外在和次要的東西呢？必須把它也劃歸我們支配範圍之內。於是進而侵犯王侯的地位，或奪取其國家，或剝奪其王位。這樣，羅馬教皇就儼然成為世界上的唯一至尊。德意志皇帝亨利第四，因為觸犯了教皇革勒格裡，不得不在風雪嚴寒中，赤足站在羅馬城下三天三夜，向教皇哭乞哀求赦免。這件事就是發生在這個時代（宗教權力的伸張）。

　　及至野蠻橫行的習性稍戢，割據的形勢遂已成，人們修築城郭建造房屋，得到了安居以後，人們已不能滿足於僅僅免於凍餒的生活。人們對漸漸講究生活享受，衣服要輕暖，食物要鮮美，種種需要同時產生，再沒有人留戀過去的粗野生活了。既然產生了需要，就必須有人供應這些物品，於是，開始有了工商業，各地出現了城市，市民中也有因此而發財致富的。這就是羅馬時代以後城市的復興。然而，這些市民聚集在一起，最初並不是強有力的。野蠻的武人固然留戀於過去的橫暴掠奪生涯，但因大局已定，不能遠出，在其近旁可供其恣意搶奪的物件只有市民。而從市民眼中看封建貴族武人是這樣，他們來購買東西時，就是顧客，來搶奪東西時，就是強盜。所以，雖然進行交易，而同時又不能不防備他們的野蠻橫暴。於是在集市周圍築起城郭，城中居民守望相助，一同防御敵人，禍福共之。開會時鳴鐘召集居民，大家宣誓同心戮力，以表示忠誠，並在會上，從群眾中推選數人為城市的領袖，擔任指揮攻守事宜。這些推選出來的領袖一旦掌權，便可為所欲為，幾乎與君主的專制沒有兩樣，但有一條限制，這就是市民有權罷免他們，並改選別人。

　　這種由市民組成的獨立單位，叫做Free　city（自由城市）。由於這些城市抗拒帝王的命令。或與貴族軍隊作戰，戰亂幾乎連年不息。（Free　city即自由城市之意，其人民是獨立的市民）從十一世紀起，在歐洲各國建立了很多自由城市，其中著名的，有義大利的米蘭和侖巴底，在德意志則有漢撤同盟。從十三世紀初，勒倍基和漢堡等地的市民結成公會，勢力日益強大，曾經發展到八十五個城市的大聯盟。對此，王侯貴族不僅無法制服，而且和它締結條約，承認它的獨立，允許各城市修築城郭、設置軍備、制定法律、發佈政令，儼然形成了獨立國的體制（民主政治的因素）。

　　如上所述，從四五世紀以來，不論教會、君主、貴族、平民，各都形成一個體制，具備若干權力，仿佛完成了人類社會關係的必要條件。但是，這並沒有達到把這些統一起來建立一個國家或一個政府的地步，人民所爭的只限於局部問題。還不知道什麼叫作整體。後來從1096年，十字軍興起，這支軍隊是歐洲人為了維護宗教聯合起來向小亞細亞進攻。這次戰爭是聯合整個歐洲而以亞洲為敵的，從這時起，人們才開始知道有歐亞兩洲和內外的區別，而統一了方向。而且對於歐洲各國來說，這也是關係國家命運的一件大事，它使各國人民思想統一，開始關心國家的利害。所以說，十字軍的興起，使歐洲人民知道了歐洲的存在，使各國人民知道了國家的存在。十字軍是從1096年開始，斷斷續續前後出征了八次，到1270年才宣告完全結束。

　　十字軍雖然是由於對宗教的熱忱而興起的，但因歷時達二百年之久，不能成功，以致人心生厭。各國的君主，也認識到爭奪宗教權力不如爭奪政治權力重要，與其遠征亞洲侵佔領土，還不如在歐洲境內開拓疆界有利，因此再沒有人願意作戰了。經過這次戰爭，人民的眼界也有所擴大，並且也理解到在國內盡可以謀生，因而厭惡了遠征。這樣，遠征的熱忱便消逝得無影無蹤，終於停止了行動。這種結局，雖似可笑，但對當時歐洲的野蠻人來說，由於看到了東方的文明，就把它吸取到本國，促進了文化的進步，同時，由於知道了有東西方的對立和內外的區別，因而奠定了國體。這可以說是十字軍帶來的結果（十字軍的貢獻很大）。

　　在封建時代，各國君主都是徒擁虛位，但是他們並不是心平氣和的。另一方面，由於國內人民的知識逐漸提高，不願意永遠受貴族的羈絆，社會上又產生了一種變動，開始了壓制貴族的端緒。例如，在十五世紀末期法王路易十一打倒貴族恢復了王權。後人評論路易十一的事業，似乎都認為他奸詐狡猾，行為卑鄙，但事實並不完全如此，我們不應該不考察時勢的變遷。在過去，完全依靠武力統治社會，可是今天，智力代替了武力，以狡詐代替了臂力，以權術代替了強暴，或用勸諭，或用引誘，巧妙地運用各種策略。這樣，即使這種人的居心卑鄙，但不能不認為他的目的比較遠大，有重文輕武之風。在這個時代，王室的集權，並不限於法蘭西一國，英國、德意志、西班牙等國也莫不如此。各國君主固然力圖實現集權，而人民也想假借王室的權力消滅貴族這個仇敵，因此形成了上下相投打倒中間的習性。於是全國的政令漸漸統一，初步形成了政府的體制。並且，在這個時代，火器的使用日益盛行，漸次廢棄弓馬之術，誰也不再畏懼匹夫之勇了。同時又發明了刻板印刷技術，好像給人類社會新開闢了傳達意志的道路，人的智慧迅速發展，事物的輕重也急劇變化，臂力讓位，智力躍占了上風。封建武士權勢日趨沒落，沒有立足之地，宛如孤懸於半空之中。大體說來，這個時期的趨勢是，國家權力逐漸集中於一個中心政府（國家的統一）。

　　長期以來，教堂專權恣肆，有如舊日的專制政府的繼續，雖然內部已經腐敗不堪，但仍然抱殘守缺，不知變通。再看社會上，人智日開，人民已經不像過去那樣愚昧輕信，讀書識字已經不屬於僧侶的特權，普通的人也有讀書的了。既然知道讀書懂得尋求真理的方法，對事物就要發生懷疑。然而，“懷疑”二字，正是教堂的禁忌，二者勢不兩立，終於在社會上掀起了改革宗教的大浪潮。1520年，著名的路德首倡改革宗教，背叛羅馬教皇，提倡新教，震動了天下人心勢不可當。但是，羅馬還像病獅雖然氣力已經衰弱，然而獅子畢竟還是獅子。當時舊教如獅，新教似虎，雙方勝負難分，在這場鬥爭中歐洲各國死人無數，結果創立了“新教（Protestant）”這個新的宗派。新舊兩教都未失去地位，路德的努力也未歸於徒勞，但從殺人的慘酷來說，新教所付出的代價是相當大的，代價高低，姑且不論，但究其目的，雙方都不是爭論宗教的正邪，而是爭論是否允許信仰自由，不是爭論耶穌教的是非，而是爭奪羅馬的政權。所以這場鬥爭是表現了人民爭取自由的新習性，可以說是文明進步的一種徵像（宗教改革是文明的徵像）。

　　從十五世紀末葉起，歐洲各國的國家權力漸漸集中於政府。最初人民只是仰慕王室，還不懂自己有參與政治的權利，而國王想排斥貴族，又不得不依人民的力量。為了一時權宜之計，國王與人民儼然結成同盟，互相利用，有時政府還特地授給人民以若干權力，這就提高了人民的地位。隨著這種情況的發展，到十六七世紀，封建貴族已經銷聲絕跡，宗教糾紛雖尚未平息，但大局已定，國家的內部，只剩下人民和政府的關係了。但是，熱衷於專權乃是有權者的通病，各國君王也不例外。這時，人民與王室之間便開始發生了爭端，這種鬥爭最先是在英國發生的。在這個時期，王室的權威雖然不算小，但人民由於從事工商業，積蓄了財產，還有不少人購買了貴族的土地而成為地主。這些人既有了土地和財產，又善於經營終於壟斷了全國的商業，成為國家財富的主人，因此對於王室的專制，就不能置之不理了。過去曾以羅馬為敵進行了宗教改革，而今天已經形成了以王室為敵實行政治改革的趨勢。從事情的性質來看，這兩者雖有宗教和世俗之分，但在發揮獨立自由的習性而成為文明的徵像這一點上，則是完全相同的。這可能是，以往自由城市的精神，這時又逐漸復興起來了。從1625年查理士一世即位起，民權學說和宗教的爭論都很激烈。忽而召開議會，忽而封閉議會，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到1649年終於廢除國王，建立了共和政體。但這只是曇花一現，後來又經過種種變亂，直到1688年威廉三世即位，才大刀闊斧地改革了政府的方針，根據自由民主的原則，確定了君民同治的政體，直到今日。

　　法國在十七世紀初路易十三時代，由於首相黎塞留的力量，加強了王室的權威。1643年路易十四世繼承王位時，年僅五歲尚不知國事，又當內外多事之秋，但國力並未削弱。後來國王成年，天資聰穎，繼承了祖宗的遺業，不僅威服海內，並屢次與外國交戰，獲得勝利。路易十四在位七十二年，王威顯赫，達於極點，法國王室的興盛，以這個時代為最。但是，到了他的晚年，軍威漸衰，政綱鬆弛，王室衰微的徵像已經隱約可見。路易十四的衰老，不僅是他本人的衰老，也可以說是歐洲王權的普遍衰老。到了路易十五時代，政府腐敗已極，無法無天幾乎達到頂點。若與以往相比，前後的法蘭西判若兩國。但從另一方面就法國的文明來說，在政治腐敗的這個時期，文明的昌盛達到空前未有的地步。在十七世紀，學者的議論中並不是沒有自由思想，但他們的見解未免過於狹隘，到十八世紀，其面目才煥然一新。不論宗教、政治學；哲學理論、自然科學等各方面無不蓬勃發展，研究的範圍極為廣泛。經過研究、質疑、分析和試驗等等，人們思想豁然開朗，仿佛沒有任何阻礙。大體說來，這個時期的情況，王室政治是在停滯中腐朽下去；而人民的思想則由於追求進步解放而生氣勃勃，王室與人民之間產生了一觸即發的形勢。十八世紀末期的法國大革命就是這種衝突的表面化。這類事件的爆發，英國是在十七世紀中葉，法國是在十八世紀末期，雖然前後相隔百餘年，論其發生的原因和所導致的結果，可以說兩者是同出一轍。

　　以上是西洋文明的梗概，關於詳情細節，請參閱“文明史”譯本，學者倘能對該書全面地前後聯繫起來，反復加以研究，必能得到很大的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