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以西洋文明為目標
前章已經說過，事物的輕重是非這個詞是相對的。因而，文明開化這個詞也是相對的。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支那、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這種說法已經成為世界的通論，不僅西洋各國人民自詡為文明，就是那些半開化和野蠻的人民也不以這種說法為侮辱，並且也沒有不接受這個說法而強要誇耀本國的情況認為勝於西洋的。不但不這樣想，而且稍識事理的人，對事理懂得越透澈，越能洞悉本國的情況，越明瞭本國情況，也就越覺得自己國家遠不如西洋，而感到憂慮不安。於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發奮圖強以與西洋並駕齊驅。亞洲各國有識之士的終身事業似乎只在於此。（連守舊的支那人，近來也派遣了西洋留學生，其憂國之情由此可見）。所以，文明、半開化、野蠻這些說法是世界的通論，且為世界人民所公認。那麼，為什麼能夠這樣呢？因為人們看到了明顯的事實和確鑿的證據。茲將其情況說明如下。這是人類的必經的階段，也可以說是文明發展的過程。
第一、既沒有固定的居處，也沒有固定的食物，因利成群，利盡而散，互不相關；或有一定的居處從事農漁業，雖然衣食尚足但不知改進工具，雖然也有文字但無文學，只知恐懼自然的威力，仰賴他人的恩威，坐待偶然的禍福，而不知運用自己的智慧去發明創造。這樣的人就叫做野蠻，可以說距離文明太遠。
第二、農業大有進步，衣食無缺，也能營造房屋建設城市，在形式上儼然成為一個國家，但察其內部則缺欠太多；文學雖盛而研究實用之學的人卻很少；在人與人的交往中，猜疑嫉妒之心甚深，但在討論事物的道理上，卻沒有質疑問難的勇氣；模仿性工藝雖巧，但缺乏革新創造之精神；只知墨守成規不知改進；人與人相處雖有一定規矩，但由於習慣的力量特大還不成體統。這樣的人就叫做半開化，還沒達到文明的程度。
第三、這裡已經把社會上的一切事物納於一定規範之內，但在這個規範內人們卻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朝氣蓬勃而不囿於舊習，自己掌握自己命運而不必仰賴他人的恩威，敦品勵學，既不懷慕往昔，也不滿足現狀；不苟安於目前的小康，而努力追求未來的大成，有進無退，雖達目的仍不休止；求學問尚實用，以奠定發明的基礎；工商業的日益發達，開闢幸福的泉源；人的智慧似乎不僅能滿足當時的需要，而且還有餘力為將來打算。這就叫做現代的文明，這可以說是已經遠遠地擺脫了野蠻和半開化的境界。
像以上這樣分成三個階段，就可以劃清文明、半開化和野蠻的界限。但是，這些名稱既然是相對的，那麼，在未達到文明的時期，也不妨以半開化為最高階段。這種文明對半開化來說固然是文明，而半開化對野蠻來說，也不能不謂之文明。例如，以現在的支那與西洋各國相比，不能不說支那是半開化。但是，把支那與南非各國相比，或取更近的例子來說，以日本近畿地方的人民與蝦夷民族相比，那麼，前者就可以稱做文明了。現在稱西洋各國為文明國家，這不過是在目前這個時代說的，如果認真加以分析，它們缺陷還非常多。例如，戰爭是世界上最大的災難，而西洋各國卻專門從事戰爭；竊盜和殺人是社會上的罪惡，而西洋各國竊盜和殺人案件層出不窮；此外西洋各國還有結黨營私爭權奪利的，也有因喪失權力而互相攻訐吵嚷不休的；至於在外交上耍手段，玩弄權術，更是無所不為。只是大體上看來，西洋各國有朝向文明方面發展的趨勢，而決不可認為目前已經盡善盡美了。假如千百年後，人類的智德已經高度發達，能夠達到太平美好的最高境界，再回顧現在西洋各國的情況，將會為其野蠻而歎息的。由此可見，文明的發展是無止境的，不應滿足於目前的西洋文明。
既然不能以西洋文明為滿足，那麼，我們就可以捨棄西洋文明而不效法它嗎？如果這樣，我們將要處於何等地位呢？既不能安於半開化，更不能退回野蠻的地位。要擺脫這兩個落後地位就必須另尋出路。人們期待中的百年後所謂太平盛世的最高境界，不過是人類的空想罷了。況且，文明並不是死的東西，而是不斷變化發展著的。變化發展著的東西就必然要經過一定的順序和階段，即從野蠻進入半開化，從半開化進入文明。現在的文明也正在不斷發展進步中。歐洲目前的文明也是經過這些階段演變而來的。現在的歐洲文明，僅僅是以現在人類的智慧所能達到的最高程度而已。所以，現在世界各國，即使處於野蠻狀態或是還處於半開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國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本書全編就是以歐洲文明為目標，而討論對這種文明的利害得失的，希望學者不要誤解本書主要的這種旨趣。
有人說，世界各國彼此分立，各自形成獨特的體制，人情風俗也互有差異，國體政治也各有不同，現在為追求本國的文明，而完全以歐洲為衡量利害得失的標準，豈不是不合理嗎？應該適當地汲取外國文明，研究本國的人情風俗，根據本國的國體和政治制度，選擇其合乎國情者，當取則取，當舍則舍，這樣才能調和適宜。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這樣。半開化的國家在汲取外國文明時，當然要取捨適宜，但是文明有兩個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內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內在的文明難求。謀求一國的文明，應該先攻其難而後取其易，隨著攻取難者的程度，仔細估量其深淺，然後適當地採取易者以適應其深淺的程度。假如把次序顛倒過來，在未得到難者之前先取其易，不但不起作用，往往反而有害。所謂外在的文明，是指從衣服飲食器械居室以至於政令法律等耳所能聞目所能見的事物而言。如果僅以這種外在的事物當作文明，當然是應該按照本國的人情風俗來加以取捨。西洋各國即使國境毗連，其情況也互有差異，何況遠離在東方的亞洲國家，怎麼可以全盤效法西洋呢？即使仿效了，也不能算是文明。例如，近來我國在衣、食、住方面所流行的西洋方式，這能說是文明的像徵嗎？遇到剪發男子，就應該稱他為文明人嗎？看到吃肉者，就應該稱他為開化的人嗎？這是絕對不可以的。又如在日本的城市仿建了洋房和鐵橋；支那也驟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艦，購買大炮，這些不顧國內情況而濫用財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對的。這些東西用人力可以製造，用金錢可以購買，是有形事物中的最顯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汲取這種文明，怎麼可以不考慮其先後緩急呢？必須適應本國的人情風俗，斟酌本國的強弱貧富。某人所謂研究人情風俗，可能就是指此而言。關於這一點，我本來沒有異議，不過，某人似乎只談文明的外表，忽視了文明的精神。那麼，究竟所謂文明的精神是什麼呢？這就是人民的“習性”。這個習性，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購買，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製造出來的，它雖然普遍滲透於全國人民之間、廣泛表現於各種事物之上，但是既不能以目窺其形狀，也就很難察知其所在。我現在願意指出它的所在。學者們如果博覽世界歷史，把亞歐兩洲加以比較，姑且不談其地理物產，不論其政令法律，也不問其學術的高低和宗教的異同，而專門尋求兩洲之間迥乎不同之處，就必然會發現一種無形的東西。這種無形的東西是很難形容的，如果把它培養起來，就能包羅天地萬物，如果加以壓抑，就會萎縮以至於看不見其形影；有進退有盛衰，變動不居。雖然如此玄妙，但是，如果考察一下歐亞兩洲的實際情況，就可以明確知道這並不是空虛的。現在暫且把它稱作國民的“習性”，若就時間來說，可稱作“時勢”；就人來說可稱作“人心”；就國家來說可稱作“國情”或“國論”。這就是所謂文明的精神。使歐亞兩洲的情況相差懸殊的就是這個文明的精神。因此，文明的精神，也可以稱為一國的“人情風俗”。由此可見，有人說要汲取西洋文明，必須首先研究本國的人情風俗這句話，雖然在字句上似乎不夠明確，但是，如果詳細加以分析，意思就是：不應單純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須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與外形相適應。我所主張的以歐洲文明為目標，意思是為了具有這種文明的精神，必須從它那裡尋求，所以兩種意見是不謀而合的。不過，某人主張尋求文明應先取其外形，但一旦遇到障礙，則又束手無策；我的主張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礙，為汲取外形文明開闢道路。兩種見解的差異即在於此。某人並非厭惡文明，只是愛好得不如我殷切，議論還不夠透澈而已。
前面已經論述了文明的外形易取而文明的精神難求。現在來闡明這個道理。衣服飲食器械居室以至政令法律，都是耳目可以聞見的東西。然而，政令法律若與衣食居室相比，情況便有所不同，政令法律雖然可以耳聞目見，但終究不是可以用手來捉摸或者用金錢可以買賣的東西，所以汲取的方法也較困難，不同於衣食房屋等物。所以，仿效西洋建築鐵橋洋房就容易，而改革政治法律卻難。我們日本雖然已經有了鐵橋洋房，但是政治法律的改革直到現在還未能實行，國民會議未能很快地成立，其原因即在於此。至於更進一步想要改變全國人民的習性，更是談何容易，這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既不能單靠政府命令來強制，也不能依賴宗教的教義來說服，更不能僅僅通過衣食房屋等的改革從外表來引導。唯一方法是順應人民的天性，消除弊害，排除障礙，使全體人民的智德自然發展，使其見解自然達到高尚的地步。假使這樣能夠打開改變人心的端緒，則政令法律的改革自然可以暢行無阻了。人心有了改變，政令法律也有了改革，文明的基礎才能建立起來，至於那些衣食住等有形物質，必將隨自然的趨勢，不招而至，不求而得。所以說，汲取歐洲文明，必須先其難者而後其易者，首先變革人心，然後改革政令，最後達到有形的物質。按照這個順序做，雖然有困難，但是沒有真正的障礙，可以順利到達目的。倘若次序顛倒，看來似乎容易，實際上此路不通，恰如立於牆壁之前寸步難移，不是躊躇不前，就是想前進一寸，反而後退一尺。
以上所述僅限於謀求文明的順序，但我決不是說有形的文明完全無用。有形也好無形也好，不論求之於國外或是創造於國內，都不應有所軒輊。只是要看當時的情況，察其先後緩急，而決不是全然否定。人的才能是無限的，既有身體的才能，也有精神的才能，它所涉及的範圍極廣，需要的方面極多，因為人的天性本來是趨向於文明的，所以只要不傷害天性就可以了。文明的真諦在於使天賦的身心才能得以發揮盡致。例如，在原始時代，人們都重視臂力，它支配了人與人的關係，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勢必要偏重於權力這一方面，而運用人的才能的範圍則是非常狹窄的。後來文化稍微進步，人的精神漸漸發展起來，智力也自然取得了地位，而與臂力相提並論，兩者互相制約，取得均勢，於是才稍微克服了偏重權威，而發揮人們才能的範圍也有了擴大。但是在古代，由於臂力和智力並用的機會很少，臂力只用於戰鬥，而無暇顧及其他。至於對衣食住所需物資的取得，只不過是利用戰鬥的餘力罷了。這就是所謂尚武的風俗。當時智力雖然逐漸有了地位，但因忙於維繫野蠻的人心，致使智力未能運用於康樂和平的事業，而只是用作治人的手段，並且還得和臂力互相依存，以致未能取得獨立的地位。試看今天世界各國，不僅在野蠻的國家，即使在半開化的國家，凡是智德兼備的人，都是通過種種關係而服務於政府，並依靠政府的力量從事於治人的工作。即或偶爾有不從屬於政府而為自身工作的，也不過是研究古典，或陶醉於詩歌等文藝之中，可以說並未能充分發揮人的才能。後來，社會上的事情逐漸複雜起來，身心的需要也逐漸增加了，於是社會上有了發明和研究，工商業日益繁榮，學術的發展也越來越多樣化了，因此不能再滿足於往日的簡單狀況。於是，戰鬥、政治、古學和詩歌等，只不過是人事中的一個項目，而喪失了獨霸的權威。最後，千百種事業同時並舉，互相競爭，形成彼此勢均力敵的狀態，互相影響互相推動，使人的品德進步到高尚的境界。直到這個時候，智力才躍居上位，文明才有了顯著進步。人類的活動越單純，用心也就越專，用心越專，而權力也就不能不偏於一隅。在古代，由於事業較單純，人的才能無處發揮，因而它的力量只局限於一隅。但是，日積月累，恰如單純的環境變成了複雜的世界，給身心開闢了新的活動場所。現在西洋各國，可以說正是如此複雜的世界。所以促進文明的要領，在於儘量使各種事務繁忙起來，各種需要不斷增多，不問事物的輕重大小，多多益善，從而使精神的活動日益活躍起來。這樣只要無礙於人的天性，各種事物就必然會日趨繁榮，各種需要也必定日見增長，這從世界古今各種實際經驗上可以得到證明。因為人的天性自然趨向於文明，這樣決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說這是造物的本意。
從這個議論來推想，還可以發現一個事實，就是支那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同異問題。所謂純粹的專制政府或神權政府，是把君主尊貴的道理完全歸之於天與，把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權力合而為一，以統治人民，並且深入人心，左右著人心的方向。所以，在這種政治統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趨向必然偏執，胸懷狹窄，頭腦單純〔思想不複雜〕。由於這種原故，社會上一旦發生變故，這種關係稍稍被破壞，不論事體的好壞，其結果，必定導致一種自由習性的產生。在支那周朝末葉，諸侯形成割據之勢，數百年間人民不知有周室，此時，天下大亂，獨裁專制的權力大為削弱，人心稍有舒緩餘地，於是，很自然地產生了自由思想。以後，在支那文明的三千多年間，只有週末才出現過那種百家爭鳴、完全相反的主張也能為世人所接受的局面〔老莊楊墨等百家之說繁興〕。這些就是孔孟所謂的異端。這些學說從孔孟的立場來看，認為是異端，但從異端的立場看來，則孔孟也不免為異端了。現在雖因缺乏古籍無從考證，但是，當時人心的振奮和自由習性之盛，是可以想像的。秦始皇統一天下雖有焚書的暴舉，但其用意並不是單純地憎惡孔孟之教，而是想把百家爭鳴，所有各種學說，不問孔孟或是楊墨，一律加以禁絕。假使當時只有孔孟之教，秦始皇未必會作出焚書之舉。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後世也有很多暴君，其暴虐並不亞於秦始皇，但都不認為孔孟之教有害，而孔孟之教並不妨礙暴君的作為。那末，秦始皇為什麼特別憎惡當時的百家爭鳴而加以禁止呢？這是因為當時的眾說紛紜，特別妨礙了他的專制。所謂妨礙專制的不是別的，很明顯在於百家爭鳴必然要產生自由的因素。假如只有一個學說，無論這個學說的性質怎樣純粹善良，也決不能由此產生自由的習性；自由的習性只有在不同意見的爭論之中才能存生。秦始皇杜絕了爭論的根源以後，統一天下，從此實行了專制政治，雖然經過多次改朝換代，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質上並未改變，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與最高的權力集中於一身而支配著社會。因為孔孟之教對這個制度最有利，所以只讓它流傳後世。有人說，支那雖然是專制政府，但還有改朝換代的變革，而日本卻是萬世一系，所以，日本人的思想必然是頑固閉塞的。這種說法，只是局限於表面形式，而沒有瞭解事情的真相，假如詳細考察事實，就可以發現相反的情況。當然，我們日本，在古代也是以神權政府的意旨統治天下，致使民智不開，並且完全迷信集中至尊地位和最高權力於一人的傳統觀念，因而人民的思想也是偏執的，這些情況基本上和支那人沒有什麼區別。然而，到了中古武人執政時代，逐漸打破了社會的結構，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強，至強未必至尊的情況，在人的心目中開始認識到至尊和至強的區別，恰如胸中容納兩種東西而任其自由活動一般。既然允許這兩種東西自由活動，其中就不能不夾雜著另外一些道理。這樣，尊崇神政的思想、武力壓制的思想和兩者夾雜著的道理，三種思想雖有強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種思想都不能壟斷，既然不能壟斷，這時自然要產生一種自由的習性。這與支那人擁戴絕對的專制君主，深信君主為至尊至強的傳統觀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在這一點上，支那人的思想是貧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豐富的，支那人是單純的，日本人是複雜的。思想複雜豐富的人，迷信就會消除。在專制神權政府時代，由於天子一遇到日食時就舉行辟席以及觀天文來蔔吉凶等等，人民也就尊崇這種作風，因而愈視君主為神聖，並愈加陷於愚昧。現在的支那就是這種習性，而我日本則不然。日本人民愚昧迷信的程度固然不能算不甚，然而這種迷信是出於本身，受神權政府的遺毒影響則較少。例如，在武人執政時代，日食時，天子也許還是舉行辟席，也許還觀察天文和舉行祭祀天地等儀式，但是，至尊的天子既然沒有至強的權力，因之人民就把它置之度外而不加重視。再如至強的將軍，他的權威十分強大足以壓服一世，但在人民的心目中，並不像擁戴至尊的天威那樣，而是自然地把他看做凡人。這樣，至尊和至強的兩種思想取得平衡，於是在這兩種思想當中便留下了思考的餘地，為真理的活動開闢了道路，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日本的偶然幸運。在今日的情勢下，固然我們不希望恢復武人執政，但是，假使在幕府執政的七百年間，王室掌握著將軍的武力，或幕府得到王室的尊位，而集中至尊和至強於一身，並且控制著人們身心，則絕不會有今日的日本。時至今日，如果仍以皇學家們所謂的祭政一體的原則來統治社會，那麼，也不會有後日的日本。正因為今天不是這種情形，所以應該說這是日本人民之幸。所以，支那是一個把專制神權政府傳之於萬世的國家，日本則是在神權政府的基礎上配合以武力的國家。支那是一個因素，日本則包括兩個因素。如果從這個問題來討論文明的先後，那麼，支那如果不經過一番變革就不可能達到日本這樣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說，日本是比支那容易的。
在前一段中談過，某些人曾說到汲取西洋文明時應根據本國國體斟酌取捨。本章的目的雖然不是要討論國體，而在討論汲取外國文明問題時，首先使人們感到阻礙的，似乎就是國體論，甚至於有人認為國體和文明似乎是不相容的。而對於這個問題，理論家們很多人避而不談。這恰如作戰時未經交鋒就各自後退一樣，無論如何看不出和戰的究竟。更看不到闡明了道理以後，根本用不著交鋒，而唯有和合的一途。有什麼理由舍而不談呢？所以我才以冗長的篇幅來答辯他們的論點。第一，所謂國體是指什麼呢？姑且不談社會上一般的講法，先就我所知道的來說。“體”就是集體的意思，或者是體制的意思，也就是，把物體集合起來成為一體並與其他物體相區別的意思。所以國體，就是指同一種族的人民在一起同安樂共患難，而與外國人形成彼此的區別；本國人的互相照顧，比對待外國人要篤厚；本國人互相幫助比對外國人盡力；在一個政府之下，自己支配自己的命運，不受外國政府的干涉，禍福都由自己承擔而能獨立自主。西洋人所謂“Nationality”就是這個意思。世界上的一切國家，各有其國體。支那有支那的國體，印度有印度的國體，西洋各國也都各有一定的國體，並且對於這個國體沒有不盡力加以保護的。國體的由來，有由於人種相同的，有由於信仰相同的，或由於語言，或由於地理，情況各不相同。但其最主要的因素是，同一種族的人民經過共同的社會歷史沿革，有著共同的傳統觀念。偶爾也有不受上述條件的限制而構成國體的。例如瑞士，雖然國內各州，在人種、語言和信仰上有所不同，卻也能構成堅固的國體。但如果上述條件相同，則人民之間的感情將更融洽。例如日爾曼民族的各國，雖然各有其獨立的體制，但由於有著相同的語言文化和共同的傳統觀念，所以直到今天，日爾曼民族還是維護著日爾曼聯邦的國體，而與其他國家有所不同。
國體在一個國家裡未必始終如一，而是可能有很大變化的。或合併，或分離，或擴大，或縮小，甚至還可能完全消失。因此，判斷一國國體的是否存在，不能僅從語言、信仰等條件的存亡來衡量。因為，即使語言、信仰還存在，而人民喪失政權，受到了外國人的統治，這就是國體的滅亡。例如英國與蘇格蘭合併為一個政府，這是國體的合併，雙方皆無所失；荷蘭和比利時分為兩個政府，這是國體的分裂，而不是被外國人所征服。支那宋朝末年，宋的天下被元奪去，這是國體的喪失，也是華夏的初次滅亡。後來明又推翻元朝，光復了故國，完成了大明的統一。這可以說是恢復了華夏的本來面目。可是到了明末，政權被滿清奪取，以致華夏的國體再度喪失，而變成了滿清的天下。直至今日，漢族人民雖依舊保存著共同的語言風俗，並且其中也有人身為清廷的高官，從外表上看，清和明好像是合而為一，實際上華夏已被北方的滿族所侵佔，南方的漢族已經喪失了國體。又如印度被英國所征服，美洲土人被白種人所驅逐，這都是喪失國體最鮮明的例子。總而言之，國體的存亡，只在於這個國家的人民是否喪失了政權。
第二，對於國家，有用“Political Legitimation”這兩個字來形容的，前者是政治的意思，後者是正統或嫡系的意思，現在暫譯作“政統”，也就是在國內所施行的而為人民所普遍承認的政治的正統。由於世界各國的國情和時代的不同，政統也就有所不同，有以君主立憲為政統的，有以封建割據為政統的，有以國民議會為政統的，也有以寺院政治為政統的。為什麼有這種政統呢？這就是因為在這些學說最初取得政權一半總是要依靠武力，但是一旦取得政權之後，就不需要再顯示威力了，不但如此，而且，以武力得天下這句話，也成為當權者的禁語，是他們所最忌諱的。無論任何政府，如果問它取得政權的原因，一定回答說，我所以取得政權，是因為我掌握了真理。及其統治日久，隨著時間推移，任何政府沒有不是逐漸放棄武力，依靠真理的。厭惡武力和愛好真理，本是人類的天性，所以人們看到政府的措施合理，便欣然喜悅，時間越久，就越認為這是正統，忘古而慕今，以致對於當代的一切事物便不感覺有什麼不合理之處了。這就是所謂“政統”的由來。政統的變革，多半是由戰爭造成的。在支那，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歐洲由於羅馬的衰落，遭受北方野蠻民族的蹂躪，終於形成封建割據的局面，這些都屬於此例。但後來，由於人類文化不斷進步，學者的理論權威逐漸提高，同時又對國家情況有利，偶爾也有不用武力而獲得和平變革的。例如英國，若以今日的政治與十八世紀初期相比較，真有天壤之別，前後恍若兩個國家的政治。英國由於政權問題而發生內亂，只是在十七世紀後半這個時期。自從1688年威廉三世即位以後，英國從未因政權問題而發生內亂，在國內動用干戈。所以，英國的政統在一百六七十年之間雖然有很大的變革，但卻沒有用過武力，而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改變過來，從前的人們就認為從前的政治是正統，以後的人們就認為以後的政治是正統了。在未開化的時代，也有不用武力而改變政統的情形。例如，在古代的法國，查理曼朝的君主，名義上雖稱臣於法王，實際上卻掌握著一國的大權；又如在日本，藤原氏之對於皇室，北條氏之對於源氏，也都屬於此例。
政統的變革，並不影響國體的存亡。政治的形態，無論如何變化，或經過多少次更迭，只要是由本國人民執政，就於國體無損。例如荷蘭過去曾經是共和政體，但現在卻實行著君主立憲政體；又如法國，在近百年之間，政治形態改變十餘次，但其國體依然不變。正如前段所述，維護國體的最低的條件，只在於不讓外國人奪去政權。美國規定總統必須從在本國出生的人中選出，就是根據本國的政治必須由本國人管理的願望出發的。
第三，所謂血統，就是西洋語言的“reign”，就是君主父子相傳血緣不絕的意思。世界各國各有不同的慣例，因而繼承國君的血統，有的只限於男子，有的男女均可，有的繼承法規定，並不限於父子，無子可立兄弟，無兄弟可從親屬中選其最親近者。在實行君主政治的西洋各國，極其重視血統，所以在歷史上，由於爭執血統繼承的問題，往往引起了戰爭。有時甲國君主死後無子嗣，恰好乙國國君又是其近親，於是便兼任甲乙兩國的君主而形成兩國一君。歐洲有這種習慣，支那、日本尚無此例。雖然兩國共戴一君，但絲毫不影響兩國的國體和政統。
如上所述，國體、政統和血統，都是各不相干的東西，有時血統不變，而政統改變了。例如英國的政治變革，法國查理曼朝均屬此例。也有政統雖改而國體不變的，世界各國例子甚多。還有不改血統而改變國體的，例如，英國人和荷蘭人佔據亞洲各地，雖然仍舊保留原來的酋長，但卻以英荷的政權統治著當地的土人，同時也控制了酋長。
日本自有史以來，從未改變過國體，皇祚世代相傳從未間斷，但政統卻經常發生極大的變革，最初是國君親自執政，以後則有外戚專權，或是權柄轉移到將軍的幕府，或落於陪臣之手，或又歸於將軍之門，逐漸形成封建割據的局面，直至慶應末年。政權離開王室以後，天子只是徒擁虛位而已。山陽外史評北條氏說：“視萬乘之尊如孤豚”，這句話十分中肯。政統如此變革，為什麼還沒喪失國體呢？這是因為掌握日本政治的是語言風俗相同的日本人，絲毫沒讓外國人干預過日本的政權。
然而，這裡有個問題使我百思莫解，這就是社會輿論專門注意血統一方面，似乎把國體和血統混淆起來了，因此就產生了重視這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的弊病。本來我國的皇統是和國體共同綿延到現在的，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例子，這也可以叫做一種國體。但是如果推究事理嚴格來說，皇統綿延只是未喪失國體的一種像徵。用人的身體作比喻，國體猶如身體，皇統猶如眼睛。看到人的目光可以知道人的身體未死，但是為了保護身體的健康，不應該只注意眼睛而不顧及全身。如果全身的元氣衰弱，眼睛自然會失去光采。或者甚至全身既死，已無生機，只因他還睜著眼睛，竟有人誤認為他還活著的情形也不是沒有的。英國人統治東亞各國的手段，有不少正是殺其身而存其眼睛的。
據歷史記載，保持血統的綿延並非難事。從北條時代起一直到南北朝的情況就是一個明證。在那個時代，雖然也曾爭論過血統的正逆問題，但事情早已成為過去，今天沒有再究其正逆的必要了。正逆問題只是一時的爭論，在後人來說，兩者均系天子的血統，只要血統未斷，就於願已足了。所以，血統的正逆，在當時雖然是件大事，但若把時代撇開，以現代的眼光，回顧往事，只偏重血統的綿延，而不講求綿延的方法，那就無所謂忠與不忠，義與不義，而楠木正成與足利尊氏也就難以區別了。然而分析當時的情況，楠氏不僅是爭血統，而且是爭政統，想把天下的政權歸還於天子，是先攻其難而後取其易的。保持血統和保持政權孰難孰易，由此可見。
據日本古今的一般論調，都自詡是金甌無缺，冠絕萬邦，大有洋洋得意之概。所謂冠絕萬邦，只是為皇統綿延而自豪麼？皇統綿延並非難事，即使北條、足利等叛臣，尚且保持了血統的綿延。是否由於政統冠絕萬邦呢？我國的政統，自古至今迭次變革，情況與外國相同，沒有什麼值得誇耀。那末所謂金甌無缺，究竟是指什麼呢？只是在於從開國以來，能保全國體，政權從未落入外人之手這一點而已。所以應該說，國體是國家的根本，政統和血統，只是隨著國體的盛衰而共同盛衰。中古時代，王室雖曾失去政權和發生過血統的正逆之爭，但這些問題正因為發生在金甌無缺的日本，今天方能揚揚自得。假如在從前，讓俄國人或英國人作出源賴朝那樣的事，縱然皇統綿延，作為一個日本人，也決不會有得意之色。幸而鐮倉時代還沒有俄國人和英國人，但是今天，他們確已集聚在日本的周圍，時勢的演變，真是值得注意。
日本人當前的唯一任務就是保衛國體。保衛國體就是不喪失國家的政權。為此，必須提高人民的智力。提高智力的辦法固然很多，但是，首先在於擺脫舊習的迷惑，汲取西洋的文明精神。不掃除陰陽五行的迷信，就不能踏上科學研究的大道。人事也是如此，不打破陋習的束縛，就難以改進人與人的關係。果真能從迷信陋習中擺脫出來，而進入心智開朗的境地，發揮全國人民的智慧來維護國家主權，以奠定國體的基礎，還有什麼可懼的呢？至於維持皇統的綿延則更是最容易的事，試問天下的士人，除忠義之外就沒有其他願望了嗎？忠義固然不是壞事，可是要盡忠就該盡大忠。想保持皇統的綿延，就該為皇統的綿延增光。國體不鞏固，血統就不會有光采。正如前舉的比喻，全身沒有生機，眼睛必然失去光輝。知道眼睛可貴，就必須注意全身的健康，只用眼藥，是不可能保持眼睛的光明的。由此看來，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鞏固我國國體，為我皇統增光，這又何必躊躇呢？應該堅決汲取西洋文明。
上面已經談到要擺脫對於舊習的迷惑。迷惑這個詞應用範圍極廣，關於世上事物有各式各樣的迷惑，現在我想先從政府方面討論這個問題，即就政府的“實威”和“虛威”的區別來加以說明。在討論事物的利害的時候，若不先決定其目的，就很難下結論。房屋是用來遮避雨露，衣服是用來防御風寒。人間萬事莫不有其目的。但是，積習日深，便往往忘卻事物的實際效用，只知重視事物本身而不知重視它的實際效用。所以只顧裝修，粉飾，或愛好、眷戀，甚至於不管有無其他害處，一味地喜愛。這就是迷惑，也是世上所以產生虛飾的根源。譬如，日本的戰國時代，武士都佩帶雙刀，這原是因為當時法律不可靠，人們用以自衛的。可是積習日深，到了太平盛世，仍不廢棄佩刀這個習慣。不但如此，反而更加重視起來，甚至有人傾家蕩產，裝飾雙刀，凡是屬於士族的，不論老少，沒有不佩刀的。那末，其實際效用是怎樣呢？有的只是在刀的外部鑲嵌金銀，而鞘裡插著的卻只是細窄的鈍刀，並且帶刀人十有八九不懂劍術。佩刀既然有害無益，那末為什麼廢除這個習慣還要引起不滿呢？這是因為世人都忘卻了雙刀的實際效用，而養成了只重其物的習慣的原故。這種習慣就是迷惑。如果向現在太平盛世的士族質問帶刀的目的，他只能藉口說，這是傳統習慣，或者說這是士族的標誌，除此之外決不會有更明確的解答。也沒有誰能圓滿答復這個質問，講出帶刀的實際效用來。既然說這是習慣或是標誌，那就大可把它廢除。如果還有不可廢除的實際效用，就應改變方式只取其有用之處。無論找出任何藉口，也不能說明帶刀是士族的天性。至於政府也是如此。世界各國無論什麼地方，在最初成立政府建立國家體制時，都是為了保持國家政權，維護國體。為了維護政權，當然不能沒有權威，這種權威叫作“政府的實威”。而政府的作用就是要貫徹這種實威。原始時代，人民昧於事理，只知畏懼表面事物，從而統御人民的方法，也不能不根據這種情況而使用道理以外的威力。這種威力叫做“政府的虛威”。當然，這種虛威是為了維繫當時人心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權術。不過站在人民的立場來說，當時人類還是剛剛擺脫了同類相殘的禽獸世界；初步學會了順從，所以這種辦法還是無可厚非的。然而，從人類的天性來看，掌權的人，一般的通病，是陶醉於權威以至恣意胡為。這好比嗜酒的人，每飲必醉，醉後更加嗜酒，結果好像酒能使人飲酒一般，那些大權在握的人，一旦用虛威取得權柄之後，就乘其虛威進一步展其虛威，似乎虛威使人更無限制地逞虛威。這樣積習日深，終於以虛威建立政府的體制，然後又把這個體制加以種種修飾，修飾愈多，愈能迷惑人的耳目，反而忽略了實際的功用，只看到修飾的外形，就認為是金玉而加以眷戀和愛護，而對其他的利害得失卻置之不顧。同時還要把君主和人民當作不同類而強行加以區別，制定出一套官階、服飾、文字、語言等尊卑的體制，周唐的禮儀就是這些東西。還有人發出無稽之談，說君主是受命於天，或者說其祖先曾登靈山會見天神，或說夢兆或說神托，如此荒唐而恬然不以為怪，所謂神權政府的由來就是如此。這可以說是完全忘了政府必須擁有實威的意義，而迷醉於不應有的虛威的荒誕的行徑。虛實的區別正在於此。
這種荒誕無稽的事，在上古荒誕時代，固然還不失為一時的權術，但是，隨著人智漸開，就不應該再用這種權術了。在如今的文明世界裡，縱然衣冠華麗，衙署巍巍，又怎能眩耀人的目光呢？唯有招識者的哂笑而已。即使對文明毫無認識，只要見聞過文明事物的人，他們的見識自然會有所提高，所以，決不可用荒誕的事物來加以強制。統治人民的方法，唯有根據道理，制定法律，然後用政治法律的實威，使他們遵守。今天，如果發生七年大旱，即使築壇祈雨，人們也都知道雨不是可以求得的。儘管國君親自祈禱五穀豐收，也不能動搖科學的定律。依靠人們的祈禱是不能增產一粒糧食的，這個道理，小學生也都明白。古時雖有過投劍於海而潮退的傳說，但今天人人都知道海潮的漲退有一定的時刻。古時人們看見紫雲靉靆就認為將有英雄出現，但在今天，誰都知道英雄不能求之於雲間，這決不是由於古今事物的道理不同，而是由於古今人類智慧的程度不同。人民的品質逐步提高，全國的智力增長，政治上取得了實際的權威，這對國家來說，豈不是值得慶倖的嗎？然而，如今竟棄實而就虛，一味粉飾外形，反而增加人們的愚昧，那真是執迷不悟到了極點。如果非主張虛威不可，那就只有設法使人民退回到原始時代的愚昧狀態。如果人民退回到愚昧狀態，則政治力量勢必逐漸衰弱。政治力量衰弱，則國家不能成其為國家了。國家既然不能成為國家，還有什麼國體可言。這是欲保護國體，反而戕害了國體，應該說是本末倒置。譬如，在英國，假使繼承其先王遺志，仍舊保持君主專制的舊制，恐怕王統早已滅絕了。其所以沒有滅絕，就是因為減少了王室的虛威而解放了民權，增加了全國政治的實力，結果使王位也隨著國力的加強而鞏固起來，這可以說是維護王室的最上策。總之，國體並不因文明而受到損害，實際上正是依賴文明而愈益提高。
不論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人民，凡是迷惑於舊習的，一定喜歡誇耀他們的歷史如何古老悠久，歷史越久，就越加珍視，恰如古玩家珍愛古董一般。在印度歷史上有這樣一個傳說：印度的第一個國王叫作普拉薩麻?拉加，是一位聖明的君主，這位國王即位時，已是二百萬歲，在位六百三十萬年後傳位於王子，又經過十萬年他才逝世。又說，印度有一部稱為《摩奴》的經典。〔按古印度的傳說：這部經典是造化神梵天（BrahAma）之子摩奴所傳授的，因而得名。西元1794年英人鐘斯把它譯成英文。這部經典的內容雖然巧妙地記述了神道專制之說，但在修德方面卻非常嚴正，立論也很高超，其內容有很多地方與耶穌教義相符合。不僅教義如此，文章也相類似。例如《摩奴》裡說：待人須要憐憫，不可使人牢騷不滿；不可用實際行動去害人；不可存心去害人；不可罵人；被人罵時要忍耐；別人對我發怒時，我不要用憤怒去回答等等。另外，基督教聖詠作者的詩篇與《摩奴》的經文，更有字字相似的，如在聖詠作者的詩篇裡說：“愚人認為沒有神”，而《摩奴》的經文裡說：“惡人認為誰也不看他，但是，神是看得很清楚的，並且也知道他心裡想的是什麼”。這些，都是很相似的。以上錄自布蘭德的《韻府》。〕據說這部經典傳授到人間大約是在二十億年以前，可以說是最古老的東西。印度人在遵守這部寶貴的經典和保存著這種古老的國風，在高枕安臥之際，政權竟被英人奪去，神聖的國家竟變成了英國的爼上之肉，普拉薩麻?拉加的子孫也變成了英國人的奴隸。他們誇耀的所謂六百萬年或二十億年與天地比壽的悠久歷史，也不過是些毫無根據的自我誇張，實際上這部經典的來歷，只不過三千年。暫且不管他們的誇張，假如有人對於印度誇耀六百萬年的歷史，說非洲的歷史已經有七百萬年，對於印度誇耀二十億年的歷史，有人說我們已經有三十億年的歷史時，印度人就只好閉口無言了。如此誇張簡直是兒戲。還有一句話也足以駁倒印度的自詡，那就是宇宙之大是永恆無窮的，區區典籍又怎能與天地爭短長呢？造化的一瞬間就是世上的億萬年，二十億年的歲月只不過是這一瞬間的一小部分而已。對於這一小部分的時刻，作無益的爭論，卻把文明大計置於腦後，這豈不是不知輕重的人，假使印度人聽到這句話，又將沉默無言了。所以，世上的事物，並非因為陳舊古老就有價值。
如上所述，我國的皇統是和國體相依為命綿延至今的，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也可以說是一種君國並立的國體。即使把這個“並立”叫作一種國體，但是也決不可就這樣保守下去，甚至倒退，而是應該加以運用使之前進。如果運用適宜，在某種情況下，卻可以收到很大的成效。因此，君國並立的可貴，並不在於自古它就為我國所固有而可貴，而是因為有了它而維持了我國的政權和促進了我國的文明。這並不是物的可貴，而是它的作用可貴。猶如房屋，並不是以它的形狀為可貴，而是以它具有遮防雨露的效用而可貴。如果因為這是祖先傳留下來的建築形式，而只重視房屋的外表形狀，那麼用紙糊制房屋也未嘗不可。所以，君國並立的國體，如果有不適合於文明的地方，其原因必定是由於習慣日久而產生虛飾迷惑所造成的。如果能去其虛飾迷惑而存其實際效用，逐漸改革政治的面貌，則國體、政統和血統三者才不致互相抵觸，而與現代的文明長期共存。譬如，現在的俄國，如果今天改革政治，明天就效仿英國的自由風尚，這不僅實際上行不通，而且立刻會招致國家的大禍。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俄英兩國文明進步的程度不同，人民的智愚互異，現在的俄國，實行現在的政治，正適合於它的文明程度。但是，如果讓俄國永久墨守舊制，不顧文明的得失，一味遵奉固有的政治，也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也只是要詳察文明的進展，文明前進一步，政治也隨著前進一步，使文明和政治步調一致。關於這一點在第三章末段，有所論述，可供參考。〔書中或稱西洋或稱歐洲，其義相同。記述地理時，歐洲和美洲有所區別，討論文明時，因為美洲的文明也是來自歐洲，所以所謂歐洲文明也就是指歐洲式的文明。所謂西洋也與此義相同。〕得失，一味遵奉固有的政治，也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也只是要詳察文明的進展，文明前進一步，政治也隨著前進一步，使文明和政治步調一致。關於這一點在第三章末段，有所論述，可供參考。〔書中或稱西洋或稱歐洲，其義相同。記述地理時，歐洲和美洲有所區別，討論文明時，因為美洲的文明也是來自歐洲，所以所謂歐洲文明也就是指歐洲式的文明。所謂西洋也與此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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