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論之概略(一)

第一章 確定議論的標準

　　輕重、長短、是非、善惡等詞，是由相對的思想產生的。沒有輕就不會有重，沒有善就不會有惡。因此，所謂輕就是說比重者輕，所謂善就是說比惡者善，如果不互相對比，就不能談論輕、重、善、惡的問題。這樣經過互相對比之後確定下來的重或善，就叫做議論的標準。日本諺語有所謂“腹重於背”和“舍小濟大”之說。這就是說：在評價人的身體時，腹部比背部重要，因此寧使背部受傷，也要保護腹部的安全；又如對待動物，仙鶴比泥鰍既大且貴，因而不妨用泥鰍喂鶴。例如日本，廢除封建時代不勞而食的諸侯藩臣制度，改變成目前這樣，在表面上似乎是推翻了有產者而使其陷於窘境，但如果以日本國家和各藩來比較，當然日本國家為重而各藩為輕。廢藩正如為保全腹而犧牲背，剝奪諸侯藩臣的俸祿猶如殺鰍養鶴。研究事物，必須去其枝節，追本溯源以求其基本標準。這樣，就能逐漸克服議論的紛紜，而樹立起正確標準。自從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確立了物體靜者恒靜、動者恒動的規律以來，說明世界萬物的運動之理，無不以此為依據。定律也可以叫做理論的標準。假使在探討運動的道理時沒有這個定律，就會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或者還會根據船的運動建立一套有關船的理論定律，根據車的運動又建立一套有關車的理論標準，這樣只能增加理論的紛紜而得不到根本的統一，不統一也就談不到正確。

　　不確定議論的標準，就不能推論利害得失。例如城堡，雖然對守者有利而對攻者就有害，敵之得就是我之失，往者的便利就是來者的障礙。所以在討論利害得失之前，必須首先確定其立場，是為守者，還是為攻者？是為敵，還是為我？不論為誰都必須確定其基本立場。從古至今，議論紛紜相互齟齬，其根本原因都是由於最初沒有共同標準，到了最後又要強求枝葉一致而造成的。譬如神佛之說，就常常不一致。他們的主張聽來似乎各有道理，如果深究其根源，神道是講現世的吉凶，而佛法是講未來的禍福，因其議論標準不同，這兩種學說也就不能一致。漢學家和皇學家之間也有爭論，他們的爭論雖然紛紜複雜，但其基本的分歧在於：漢學家贊成湯武放伐，而皇學家則主張萬世一系；漢學家所感到為難的也只在於這一問題上。對於事物，如果這樣捨本逐末地爭論下去，神儒佛的不同論點，永遠不會趨於一致，正如在武備上一味爭論弓矢刀槍的優劣一樣。因此，要想消除這種無味的爭論而達到協調一致，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提出比他們更高明和更新的見解，讓他們自己去判斷新舊的好壞。例如弓矢刀槍的爭論雖曾喧囂一時，但自從採用洋槍以來，社會上就再也沒有談論弓矢刀槍的人了。〔如果只聽雙方片面的辯解：神官①將會說，神道也有葬祭之法，所以也是講未來的；僧侶也會說，法華宗等也有加持祈禱的儀式，所以佛法也注重現世的吉凶。這樣，議論就會糾纏不清。這完全是由於神佛兩教混淆已久，僧侶想模仿神官，神官想侵犯僧侶的職分所致。其實論神佛兩教的總的精神，一個是以未來為主，一個是以現世為主，這可以從幾千年來的習慣得到證明，已無須再聽那些喋喋不休的議論了。〕

　　①日本對皇室的祖先、神話時代的神或對國家有功勞的人都奉之為神，而設立神社，掌管神社祭祀的叫做神官。——譯者

　　再看議論的標準不相同的人，至其主張的末端細節有時似乎相同，但一追溯其由來，往往在中途發現分歧，而結論也就互不相同。所以，在人們論及事物的利害時，開始聽起來，認為某一事物是利或是害的看法，好像沒有什麼不同，但進一步追問其所以認為利或是害的理由時，就會發現他們的見解在中途有所分歧，其最後結論也就不能取得一致。例如，頑固分子總是憎惡西洋人，而在學者之中稍有見識的，看到西洋人的舉止行為也並不滿意，其憎惡洋人的心情可以說與頑固分子並無二致。如果單就這一點來說，兩者的主張似乎相同，但是一談到憎惡的理由時便發生分歧，前者認為西洋人是異種，所以就不問事情的是非利害只是一味憎惡；後者則見識較廣，並非單純地憎惡，而是考慮到在互相接觸時可能發生的那種惡劣情況，而憤恨那些自命為文明人的西洋人對日本人的不平等待遇。兩者憎惡的心情雖同而憎惡的原因各異，所以在對待西洋人的方式上也就不能一致。攘夷論者和“開國論者”①對細節的看法相同，而中途分歧和根本出發點不同的原故即在於此。人們對一切事物，甚至於游嬉宴樂，往往表面上相同，而其愛好卻各自不同。所以，不應從表面上觀察一時的行為，而遽然判斷這個人的思想。

　　①主張同外國交往、亦即反對閉關自守者。——譯者

　　另外還有一種情況，在談論事物的利害得失時，各走極端，從議論一開始雙方就發生顯著的分歧而不能互相接近。例如，一聽到有人談論公民權利平等的新學說，守舊者就立刻認為這是共和政治論，從而提出：如果在我們日本主張共和政治論，那麼，我們的國體怎麼辦，甚至還要說這將招來不測的大禍，而為之惶惶不可終日仿佛國家將陷於無君無政的大亂中。這種人從討論的一開始，就考慮到遙遠的未來，既不研究權利平等為何物，又不探求其目的之所在，只是一味反對而已。革新論者則從一開始就把守舊者當作敵人，毫無道理地排斥舊說，因而形成敵對之勢，意見無法趨於一致。這就是由於雙方各走極端，所以才造成不可調和的局面。舉一個淺近的比喻來說，有好酒和不好酒的①兩個人，好酒的討厭年糕，不好酒的討厭酒。他們各談年糕和酒的害處，主張取消自己所不喜歡的東西。不好酒的駁斥好酒的說：“如果說年糕有害，那麼是否能夠破除我國幾百年來的習慣，在元旦那天吃茶泡飯，停止年糕鋪的營業，禁止全國播種糯米呢？這當然是行不通的。”好酒的也反駁說：“如果說酒有害，那麼，是否能從明天起就封閉全國的酒館，嚴懲那些酗酒的人，用甜米酒代替藥用酒精，舉行婚禮時以水杯②代酒呢？這當然是行不通的”。這樣各執一端勢必彼此衝突而不能接近，終於會使人與人之間發生糾紛而給社會造成大害。古今各國這種例子比比皆是。這種糾紛如果發生在士大夫之間，就會引起筆爭舌戰，著書立說，以所謂空論蠱惑人心。如果是不學無術的文盲不能舌戰筆爭的話，就要訴諸筋臂之力，很可能企圖進行暗殺。

　　①“不好酒的”——原文為“下戶”，日本人稱不喝酒的人為下戶，下戶一般喜食年糕等甜食。——譯者

　　②“水杯”——日本風俗，在生離死別不能再會時，以水代酒舉杯互飲。——譯者

　　再看社會上彼此爭論辯駁時，往往只是互相竭力攻擊對方的缺點，不肯顯露雙方的真實面目。所謂缺點，就是指和事物的好的或有利的一面相表裡的壞的或不利的一面。譬如，鄉村的農民雖然正直但是愚頑；城市的居民雖然聰明但是輕薄。正直和聰明雖然是人的美德，但是也往往附帶著愚頑和輕薄這種壞的方面。農民和市民之間的爭論多半發生在這裡：農民視市民為輕薄兒；市民罵農民為蠢貨。這種針鋒相對的情形，恰如各閉上一隻眼睛，不看對方的優點，只找對方的缺點。如果能使他們睜開雙眼，用一隻眼觀察對方的長處，而用另一隻眼觀察對方的短處的話，就能長短相抵，雙方的爭論也就可以得到解決。或者發現對方的長處完全掩蓋了短處，那麼，不僅可以消除爭論，且可彼此友好，互相獲益。社會上的學者也是如此。例如現在日本議論界有保守和改革兩派。改革派精明而進取，保守派穩重而守舊。守舊者有陷於頑固的缺點，進取者有流於輕率的弊病。但是，穩重未必都陷於頑固，精明未必都流於輕率。試看世上的人，有喝酒而不醉的，有吃年糕而不傷胃的，可見酒和年糕未必都是醉人和傷胃的原因。醉酒或傷胃與否，只在於是否能夠節制。既然如此，保守派就不必憎惡改革派，改革派也不必藐視保守派了。假設這裡有四個人：甲穩重，乙頑固，丙精明，丁輕率；如果甲遇丁，乙遇丙，一定互相敵對彼此看不起；但甲遇丙，就一定會意氣相投而相親。如果彼此在感情上能夠融洽，雙方就能顯露出真實面目，從而就能逐漸消除敵對情緒。在以前封建時代，諸侯的家臣，住在江戶藩邸①的和住在諸侯采邑的，兩者之間在言論上，常發生分歧，屬於同藩的家臣儼然如同仇敵，這也是未能顯露出人的真實面目的一例。這些缺點隨著人類知識的進步，固然可以自然消除，但是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這種接觸可以通過商業交易或學術研究，甚至可以通過遊藝宴飲，也可以通過公務、訴訟、鬥毆、戰爭等方式，凡是便於人與人的互相接觸或者有把心裡所想的用言語行為表達出來的機會，都能使雙方的感情融洽，這就是所謂睜開雙眼看到對方的長處。有識之士所以特別重視人民議會、社團講演、交通便利、出版自由等，也就是因為它有助於人民的接觸。

　　①“江戶藩邸”——日本天正18年（1590）德川家康在江戶（現在的東京）設立了幕府，掌握政權統治全國，為了防範各地諸侯作亂，制定了參覲的制度，各地諸侯每隔三年輪流到幕府所在地江戶居住一個相當時期，因此，諸侯便在江戶另設一藩邸以便居住。

　　一切關於事物的議論都是反映每一個人的意見，當然不可能完全一致。見識高的，議論也就高；見識膚淺，議論也就膚淺。見識膚淺的人，還未能達到議論的出發點就想駁斥對方的主張，就會產生兩種主張背道而馳的現像。譬如，在討論同外國交往的利害時，甲主張開國，乙也主張開國，驟然看來甲乙的主張似乎一致，但隨著甲的理論逐漸深入發揮，乙就逐漸感到不能接受，於是雙方便發生爭執。因為像乙這種人即所謂社會上的普通人，只能提出普通的論調，其見解亦極膚淺，不能明瞭議論的根本出發點，遽然聽到高深的言論，反而迷失了方向。社會上這種事例比比皆是。這好比胃病患者攝取營養品不能消化，反而加重了疾病。乍看起來，高深的議論似乎對於社會有害無益，其實不然，如果沒有高深的議論，就不可能引導後進者達到高深的境地。如果怕胃弱而廢營養，結果只會造成患者的死亡。由於這種認識的錯誤，古今各國，不知發生了多少悲劇。不論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社會上下愚和上智的人都很少，大多數是處於智愚之間，與世浮沉，庸庸碌碌，隨聲附和以終其一生的。這種人就叫做普通人。所謂輿論就是在他們之間產生的。這種人只是反映當時的情況，既不能回顧過去而有所反對，也不能對未來抱有遠見，好像永遠停滯不前似的。可是，如今竟有人因為這種人在社會上占大多數，說是眾口難拗，於是便根據他們的見解，把社會上的議論劃成一條線，如果有人稍微超出這條線，就認為是異端邪說，一定要把它壓入這條線內，使社會上的議論變成清一色，這究竟是什麼用意呢？假如真的這樣，那些智者對國家還能起到什麼作用呢？將要依靠誰來預見未來為文明開闢道路呢？這未免太沒有頭腦了。自古以來一切文明的進步，最初無一不是從所謂異端邪說開始的。亞當?斯密最初講述經濟學時，世人不是也曾把它看做是邪說而駁斥過嗎？伽裡略提出地動說時，不是也被稱為異端而獲罪了嗎？異說的爭論年復一年地繼續下去，社會上一般群眾又仿佛受到了智者的鞭策，不知不覺地接受了他的觀點，到了如今這樣的文明時代，即使小學生也沒有認為經濟學和地動說是奇怪的了。不但不奇怪，假如有人懷疑這些定律，就要被當做愚人而為人所不齒。再舉一個最近的例子來說，僅在十年以前，三百諸侯曾各設一個政府，定下君臣上下之分，掌握著生殺與奪的大權，其政權之鞏固，大有可以傳之子孫萬代之勢。然而轉瞬之間便宣告土崩瓦解變成了目前的局面。到了今天，社會上當然沒有人認為這是什麼奇怪的事，但是，假如在十年以前，藩臣中有人提倡廢藩置縣，藩府該怎樣對待他呢？不消說，他將立刻遭到迫害。所以說，昔日的所謂異端邪說已成現代的通論，昨日的怪論已成今日的常談。那末，今天的異端邪說，一定會成為後日的通論常談。學者無須顧慮輿論的喧嚷和被指斥為異端邪說，盡可鼓起勇氣暢所欲言。或許別人的主張與自己的意見有所不合，但是應仔細研究其論點，可採納的就採納，不可採納的暫且放在一邊，以待雙方意見趨於一致的一天，這就是議論標準統一的一天。切不可企圖把別人的主張硬拉到自己的主張範圍以內而劃一社會上的議論。

　　根據上述情形，討論事物的利害得失時，必須首先研究利害得失的關係，以明確其輕重和是非。論述利害得失比較容易，而辨別輕重是非卻很困難。不應根據一己的利害來論斷天下事的是非，也不應因眼前的利害而貽誤長遠的大計。必須博聞古今的學說，廣泛瞭解世界大事，平心靜氣地認清真理，排除萬難，突破輿論的束縛，站在超然的地位回顧過去，放大眼光展望將來。我當然不想確定議論的標準，闡明達到這個標準的方法，使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見解，但是我願意向國人提出一個問題：在今天這個時代，是應該前進呢，還是應該後退？是進而追求文明呢，還是退而回到野蠻？問題只在“進退”二字。如果國人有前進的願望，那麼我的議論也許就有可取之處，至於討論實際如何進行的方法，則非本書的目的，這一點唯有留待大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