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續前論
從國民的一般智德，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文明狀況。前章所講的輿論，就是指國內群眾的議論，也就是在某一時代，人民普遍具有的智德的體現，所以，從輿論可以看出人民的思想動向。但是，關於輿論，這裏有兩種看法。第一種意見是，輿論的強弱不是決定於人數的多寡，而是決定于智慧的高低。第二種意見是，即使人人都有智慧，但是，如果不能和習慣互相結合起來，就不能構成輿論，茲述其理由如下。
第一、一人的主張，不能勝過二人，三人的主張，可以制服二人。人數愈多，輿論的力量也愈強，這就是所謂寡不敵眾。然而這種輿論的眾寡強弱，只是限於在人們的才智相等的情況下。若把天下人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則輿論力量的強弱，並不是決定於人數的多寡，而是決定于智德的高低。人的智德，猶如人的體力，有一人的力量等於三人的，有一人的力量等於十人的。因此，假如把群眾合成一個整體來計算它的強弱，就不能單從人數的多寡來決定，而應從整體之中分別具有的力量來計算。譬如一百人舉一萬斤的東西，每人平均力量為一百斤。但是，人的力量不可能是相等的，假使把這一百人分為兩組，每組五十人，然後使這兩組分別來舉，結果，可能一組舉七千斤，另一組舉三千斤。如果再把它分成四組或八組來舉，則必定要相差越來越大，最強者和最弱者相比，可能有一人力抵十人的。如果從這一百人中選出力量最強的二十人為一組，其餘八十人為一組，分別舉重，二十人這組，能舉六千斤，而八十人這組，只能舉四千斤。現在按照這情況計算，從人數來看是二與八之比，從力量上來看，卻是六與四之比。所以力量不能由人數多寡來決定，而應按照所舉之物的輕重和人數的比例來決定。
智德的力量，雖然不能以度量衡來衡量，但是在道理上卻和體力沒有兩樣，它的強弱相差，比體力更懸殊，可能有一人抵百人或抵千人的。假如把人類的智德變成酒精一類的東西，一定會有驚人的奇觀。蒸溜十個這一類的人，能得一鬥的智德量，而蒸溜一百個那一類的人，也許只能得三合的智德量。一國的輿論，不是從人的體質中發出來的，而是來自人的精神。因此，所謂輿論，不是完全由於論者的人數多而有力，而是由於在論者之間所具有的智德分量多，以這個分量彌補了人數的不足，而成為輿論的。如果把歐洲各國人民的智德平均一下來看，國內不識字的愚民，可能超過半數以上，而在這些國家裏所出現的所謂國論或輿論，都是一般中人以上的智者的言論，至於其他的愚民不過是隨聲附和，被包括在這個範圍之內，不能施展個人的愚見而已。而且，在這些中等以上的人們中也有無限的智愚之差。或甲勝過乙，或乙排除甲，有一旦交鋒立即遭到失敗的，也有爭論不休而勝負難分的。經過千錘百練好容易才壓倒異說于一時的，也就被稱作國論或輿論。這就是歐洲各國報紙和講演會盛行，眾口喧囂的原因。總之，人民是處在全國智德指導之下，智德如果改變方向，人民也隨著改變方向，智德如果分成黨派，人民也分成黨派，進退聚散，無一不是跟著智德走的。（社會上嗜好書畫的人，本是中等以上有文化的風雅人士。他所以嗜好，是要考究歷代的古物，比較書畫運筆的巧拙，從中尋求樂趣。但是，現在社會上，普遍流行著愛好古玩書畫的風氣，很多目不識丁的人，只要有幾個錢，也要買些書畫，掛在房間裏，或者因為收藏些珍玩古董而揚揚得意，這的確可笑亦複可怪！其實，這些愚民不過是追隨中等以上人物的風雅，不知不覺地形成了這種風氣。此外，如時尚的服裝，布匹的花樣等等，也是模仿別人的式樣來加以欣賞。）以最近我們日本的事例為證，前幾年政府實行了維新，接著又有廢藩置縣之舉，華族和士族因而失去了權力和俸祿，但是他們沒有敢出怨言，這是什麼道理呢？或者有人說，王制革新，是由於王室的威嚴，廢藩置縣是由於執政者的英明果斷才完成的。這完全是不識時務者的臆測。王室如果真有實際的威力，王制的復古又何必等到慶應的末年，不是早就可以推翻德川氏嗎？或者在足利末期就可以收回政權了。復古的時機不一定非在慶應末年不可，然而為什麼直到現在才完成維新大業和實行了廢藩置縣呢？它既不是由於王室的威嚴，也不是由於執政者的英明果斷，而是另外有其根本原因。
我國人民長期遭受專制暴政的壓迫，門閥成了他們發號施令的資本，即使才華過人，如果不依靠門閥就不能施展其才能，也不能有所作為。在當時由於被這種勢力所壓制，全國已經找不到可以發揮智力的餘地，一切事物都陷於停滯不前的狀態。但是，人類智慧發展的力量，是怎樣壓制也壓制不住的，在這停滯不動的期間，人們也能不斷前進。到了德川氏的末期，社會人士已經開始產生了厭惡門閥的心情。因此，有的棄官而作儒醫，有的埋頭著作。在藩士裏面有這種人，在僧侶神官之間也有這種人，這些都是懷才不遇的人。從“天明”、“文化”年間出版的著作、詩集或野史小說之中往往有借隱喻影射以發洩牢騷等的情況，就可以發現這種跡象。當然在文章表面上沒有直接對門閥專制政治進行攻擊，但是，從國學家悲歎王室的衰微，漢學家諷刺貴族執政的奢侈，以及一些小說家，利用狂言戲語譏諷社會等，不論在文章上或事蹟上，雖然沒有一套完整的見解，但是，不滿意現狀的心情，是溢於言表的。其實作者本人也只是莫明其妙地發洩牢騷，這種情形，恰如陳屙纏身的病人不能說明自己的病狀，而只能訴說痛苦一樣。（在德川初期，政權強盛之時，著作家懾於幕府的威力，絲毫不敢批評時政，有些人反而諂媚歌頌幕府；從新井白石的著作，中井竹山的逸史等就可以看出當時的情況。後來，直到文政年間賴山陽在著述日本外史的時候，才敢於對王政的衰微表示憤慨，字裏行間，有如譴責德川氏的罪惡。現在我們研究其中原因，很顯然，白石、竹山不見得甘當幕府的奴隸，賴山陽也不見得是天子的忠臣，這都是時勢所使然的。白石、竹山是受當時權勢所壓制，不能暢所欲言，賴山陽不過是稍微擺脫這種束縛，由於憤恨當時的專制政治，借著述日本外史發洩其積鬱而已。以後在國學、小說、狂詩、狂文特別是在天明文化之後這種風氣最盛。如本居、平田、馬琴、蜀山人、平賀源內等人，雖然都是有志之士，但是，由於懷才不遇，只得獻身於文字，或者提倡尊王之說，或者記述忠臣義士的事蹟，或大放狂言嘲諷時世，而發洩其不平。）然而，這些國學家不見得是王室的忠僕，漢學家也不見得是真正憂世之士。試看世上所謂的隱君子，平素雖然牢騷滿腹，一旦踏上宦途，驟然變節，再也聽不到牢騷不平的聲音了。再如今日的尊王之士，如果得到幕府五斗米的俸祿，明日就會變成擁護幕府派；又如昨日的貧儒，一經拜命封官，今日就會趾高氣揚。這從古今許多事實可以得到證明。總之，這些國漢學家，在德川末期，雖然把尊王憂世之意形諸筆墨，無形中開闢了輿論的途徑，但是，大多不是他們本來的面目，不過是借尊王憂世之名以發洩自己的不平而已。至於他們的內心是否真誠，他們的議論究竟為私為公，姑置不問，如果研究發生不平的原因，這是由於他們受專制門閥的壓制，不能發揮自己的才智而感到憤恨，因此，在心情上是不願再屈居於專制之下的。這從他們的筆墨言語之間，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只是在於暴政強盛時代，這種心情不能暴露於外而已。至於暴露與不暴露，則完全要看暴政力量和人民智力的強弱來決定。政府的暴力和人民的智力是互相對立的，這個得勢，那個就要失權，那個得勢，這個就要鳴不平，兩者的對比恰如天秤的均衡一般。在德川氏的政權全盛時期，天秤始終是偏重于一方，到了末期，人智稍微有了進步，在天秤的另一端，才能放上一個小小的砝碼。從天明文化年代以後所出版的那些書籍，就可以說是這個砝碼。但是這個砝碼的重量太輕了，根本不能使天秤平衡，又怎能談到打破這個平衡呢？若沒有後來的開港問題的話，到什麼時候才能把這個平衡顛倒過來，使智力獲得優勢，誰也不能預測。幸而在嘉永年間佩里渡海來到日本，這才為改革創造了條件。
自從佩里來日，德川政府和各國締結了條約之後，世人看到政府的措施才知道政府的懦弱無能。另一方面由於和外國人接觸，聽到他們的言論，或閱讀外國書籍和翻譯書刊，見識越廣，民勢越盛，於是覺悟到幕府雖然暴虐如桀紂，但完全可以用人力把它推翻。這種情況正如聾瞎的耳目頓開，聞見了聲色一般。首先出現的就是“攘夷論”。而這個議論產生的根源，決不是出於個人的私心，而是出於要劃清敵我界限，出於保衛祖國的一片熱忱。有史以來，初次與外國人接觸，猶如從黑暗沉寂的深夜，走到喧嘩紛擾的白晝，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奇奇怪怪，沒有一件是適意的。這個意並不是私意，而是在思想上僅僅考慮到日本和外國的區別，想要挺身而出以肩起祖國偉大事業的意圖，所以這不能不說是為公。在明暗突然變化時期，必然會眼花繚亂，議論的條理也不可能周密，行動也必然粗暴魯莽。總而言之，愛國思想雖然粗獷和不成熟，但其目的卻是為了國家，完全是為公的。他們揭示的主張，唯一目標在於攘夷，所以是單一的。以為公之心提倡單一之論，其勢必強，這就是攘夷論從開始就得到了回應的原因。社會人士一時也受到了這個影響，還未看到和外國交際的利益，就產生了憎惡外國的情緒，把天下的壞事完全歸罪於和外國交際上。假使國內發生災禍，就認為這是外國人造成的，那是外國人策劃的，以致舉國上下都不願意和外國人交際，即使有人願意和外國來往，也不得不附和社會上的普遍風氣。然而，唯有幕府不能不首當其衝，要和外國人接觸，並根據道理辦事。幕府當局也未必喜歡外交，不過因為懾於外國人的威力和不能解答外國人提出的問題，許多人不得不講些道理。但從攘夷論者看來，這種作法只是一種因循姑息。這時，幕府好象被夾在攘夷論者和外國人中間，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地，不能保持平衡。幕府愈發暴露弱點，攘夷論者氣焰更加囂張，更加肆無忌憚地主張攘夷復古，尊王討幕，傾其全力以打倒幕府，驅逐外夷。在當時雖然也發生很多殺人、縱火等為士君子所不取的舉動，但是推翻幕府這一點，眾論卻始終一致，全國的智力整個地指向了這個目標，終於在慶應末年完成了革命大業。若按當時發展趨勢，在革命復古之後，本應立即攘夷，但卻沒有這樣做。在推翻了萬惡的幕府以後，按理說應該停止行動而並沒有停止，卻同時又排斥了諸侯和士族，這是什麼道理呢？這也不是偶然的。因為攘夷論只不過是革命的開端，也就是所謂事物的近因。總的智力所要達到的目標根本就不在於此，它的真正目的既不是復古，也不是攘夷，而是利用復古攘夷的主張為先鋒以聲討根深蒂固的門閥專制。所以舉事的既不是王室，要打倒的也不是幕府，而是一場智力和專制制度的生死搏鬥，掀起這次戰爭的就是全國總的智力。這就是事件的遠因。這個遠因早從開港以來就以西洋文明學說作為援軍而逐漸強大起來，但是，為了展開一場智戰，必須有個先鋒隊，於是乎才和近因結合起來一同走向戰場，而完成了革命的壯舉取得了勝利。先鋒隊的主張雖然曾經一度發揮過英勇作用，但在勝利以後，方始發覺它的組織鬆懈不鞏固，因而逐漸放棄暴力，參加了智力的陣營，形成了今天的局面。今後如果這個智力的權勢越大，從而使那粗淺的愛國觀念變為精深的愛國思想，使那未成熟的成熟起來，共同來保護我們的團體，則將是無限的幸福。所以說，王制復古，並不是憑藉王室的威力，而只是國內的智力假王室的名義而成了事；廢藩置縣並非出於執政者的英斷，執政者只是受國內的智力所驅使，而採取了實際措施而已。
如上所論，由於全國的智力，形成了輿論，輿論之所歸，促進了政府的改革，廢除了封建制度。但是，實際上參與這個輿論的人數，計算起來卻為數甚少。日本全國人口以三千萬計算，其中農工商的人數占二千五百萬以上，而士族還不足二百萬人，另外把儒醫、神官、僧侶、浪人等姑且也列入士族以內，假定大約五百萬人屬於華族士族，二千五百萬人為平民，那末，由於平民自古以來就不參與國事，當然對於這次事變，也是漠不關心的，因而，很顯然這個輿論是由士族的五百萬人之中產生的。在這五百萬人當中，願意改革的仍占極少數，首先最不歡迎改革的是華族，其次是大臣塚宰，再其次是高祿的武士。改革對於這些人是不利的，所以，他們根本不贊成改革。自古以來，腰纏萬貫，無才無德，在朝為高官、在野為富豪之輩，能為國家仗義疏財取義殺身成仁者，簡直如鳳毛麟角。所以在這次改革中，不論士族或平民，這類人物仍然極少。贊成這次改革的都是在藩府中沒有門閥的，或雖有門閥，但經常不得志心懷不滿的，或是無官無祿的貧寒書生。總而言之，凡是贊成改革的都是一些有才智的窮人，並且一旦發生事變，對他們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這種情況征諸古今歷史也可以得到證明。策劃這次改革的人，在五百萬士族中，還不夠十分之一，除去婦孺，人數就更無幾了。不知從何處突然發出了這種新奇的學說，莫名其妙地傳佈在社會上，首先回應這個學說的，當然是富有才智的人。周圍的人，或者被這個學說說服的，或者受其威脅，也有盲從附和的，也有被迫順從的，人數越來越多，這種主張終於成了全國的輿論，壓倒了天下大勢，打倒了暴虐如桀紂的政府。後來實行廢藩置縣，對於華族士族來說，是極其不利的，因此，不贊成的十居七八、而贊成這個辦法的只不過十之二三。但是，這十之七八的人數，就是所謂的守舊派。這派人智力非常短淺，在分量上遠不及占總人數十之二三的改革派。守舊派和改革派在人數上，雖然是七八對二三的比例，但在智力的分量上，比例卻是相反的。改革派就是用這種智力的分量，彌補了人數的不足，從而使十分之七八的多數人不得恣其所欲。在目前的情況下，真正的守舊派已經很少，就是在舊士族當中也沒有人主張保持祿位了。國學和漢學的古學家，大部分也改變了主張，或者牽強附會地製造了一套論調，企圖掩飾自己學說的本來面目，而混入改革派。表面上說是求和實際上是要投降。當然，求和也好，投降也好，相處日久，實際方向自然會趨向一致，而共同走上文明的道路，這樣一來，改革派的隊伍就逐漸擴大了。但是，最初策劃舉事而獲得成功，並不是由於人數眾多，而是由於智力戰勝了多數人。假如在今天守舊派中出現了有智慧的人物，逐漸擴大黨羽，大事宣傳保守思想，那末它的勢力也一定會壯大起來，也非改革派所能阻擋得住的。但是，幸而守舊派裏有智力的人極少，即便偶爾出現一個人物，也要背叛該派而不為其效忠。
從前段的論證，可以明瞭事情的成敗，不是由於人數多寡，而是由於智力的高下。因此，處理一切社會事件，都必須順應智力所指引的方向，切不可為了遷就十個愚者而招致一個智者的責難，也不可為了博得一百個愚者的贊許而引起十個智者的不滿。被愚者指責不足為恥，受愚者贊許也不足為榮。不能以愚者的褒貶作為處理事物的準繩。例如，後世的政府，有時遵循周禮所記的鄉飲耆賓之義，給人民以酒饌，但是，不能因為看到這些人民欣悅，而推斷這一地方的人心。尤其在現今日臻文明的人類世界上，接受別人的惠賜酒食而感覺欣悅的人，如果不是饑餓者就是愚民。看見這種愚民的欣悅而欣悅的人，也無非是和愚民差不多的愚民而已。根據古史的記載，國君有到民間微行私訪，聽到童謠而有所感懷的，這未免過於迂闊了！固然這是古老的事情，不足以為憑，可是，在今天確有與此相類似的人。這類人就是獨裁政府所用的特務。政府施行暴政，恐怕人民不服，所以派遣小人暗中刺探社會的情況，企圖聽取他們的密報來處理政務，這類小人就叫作特務。但是，這些特務究竟能接觸到一些什麼人聽到一些什麼事情呢？光明磊落的正派人物，事無不可對人言，而真正陰謀作亂的人，他的才智自然比特務高明得多，誰肯把機密透露給這些特務呢？所以說，特務之類，只是受金錢驅使，徘徊於市井之間，接觸些愚民，聽些愚言，再加上自己的臆斷揣測而報告主子而已。對實際問題毫無補益，只是消耗他主子的金錢，買來了智者的嘲笑。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雖長期使用特務，但在和普魯士的戰爭時，沒有探得國民的真情實況，結果不是一敗塗地而遭生擒嗎？這不可不引為殷鑒！政府如果真要瞭解社會的真情實況，則莫如使出版自由，傾聽智者的議論。對著作和報刊加以限制，堵塞智者的言路，只利用特務來探索社會動靜的辦法，正如把生物密閉起來，斷絕空氣流通，而從傍窺伺其生死一般。這有多麼卑鄙呀！如果想致之於死地，可以打死、燒死。如果認為人民的智慧，對於國家有害，就應該採取秦始皇的辦法，既可以禁止全國人讀書，也可以活埋全國的讀書人。英明如拿破崙者尚不免如此卑劣，而一般政治家的心術，更是令人鄙視！
第二、人的議論，有時由於聚集而有所改變。例如，即使本性膽小的人，如果能聚集到三個人，他們就敢在暗夜通行山路而不感到害怕。這種勇氣不能求之於每個人，而是在三個人的集體之中產生出來的。但也有十萬大軍聽到風聲鶴唳而逃跑的，這種膽怯，不是人人如此，而是在十萬人集體之中產生的。人的智力和議論，猶如按化學定律變化的物質，如果把苛性鈉和鹽酸分別使用，都是烈性的物質，甚至具有溶解金屬的力量。但是，如果將其中和，就變成了普通的食鹽，可供日常食用。再如石灰和氯化銨，都不是烈性物質，但如果把它中合起來，就要變成氯化銨精，其氣味足可使人昏倒。再看看近來在日本各地所成立的公司，公司愈大，則其管理也愈亂，百人的公司，不如十人的公司，十人的公司，不如三人的合營，三人的合營又不如一人獨資經營獲利最大。再說如今組織公司的人，大部分都是社會上的才子，如果和那些頑固不化，只知墨守陳規的吝嗇鬼相比，其智力的懸殊，當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然而，這些英才聚在一起策劃事業時，他們的性格就發生了變化，而作出令人可笑的事情來，不僅會貽笑於社會，就是連該公司中的才子本身也會莫明其妙地感到憮然自失。現今的政府官員，也都是國內的人才，可以說日本全國的智慧大半都集中於政府。但是，這些人才麋集於政府處理國事時，他們的措施，並不見得真正英明，這就是所謂“眾智結合的變性”，和苛性鈉與鹽酸中和變成食鹽的道理完全一樣。總而言之，日本人在共同辦事時，總是表現得很笨拙，同每個人所具有的智力相比極不相稱。
西洋各國人民，未必都是智者，但是，從他們集體辦事，在社會上所表現出來的實際情況來看，確實很多地方象智者的所為。國內的各種事務沒有不是通過集體的協商而進行的。例如在政府有供集體協商的議會，在商業上有供同人們通力合作的公司，學者有組織，寺院也有組織，甚至在偏僻的鄉村，老百姓也有各自結成組織，共同協商公私事務的風氣，既然分成為組織，則每一組織就不能沒有其獨自的意見。比如，幾個朋友或兩三家近鄰結成了組織，則這一組織就必有其獨自的主張。這些再結合為一村，就有一村的主張。結合為一州或一郡就有一州或一郡的主張。這個主張和那個主張互相結合，內容就會多少有所改變，這樣反復地結合和統一，最後就構成了一國的輿論。這種情況就好象把若干士兵聚集在一起編為一個小隊，再合起來編為中隊，最後合併成大隊一樣。大隊的力量，可以對敵作戰，但是，就每一個士兵來看，未必都是勇士。所以大隊的力量，不是士兵各自的力量，而是由於結成了隊伍，而另外產生的一種力量。一國的輿論也是如此，如果只從輿論已經形成的情況來看，的確是很高超而有力的，但追究其根源並不只是由於高超而有力的人物的宣導而使輿論活潑展開，而是由於附和這個輿論的群眾配合得好，而在群眾之中自然產生出來敢講敢說的風氣。一般說來，西洋各國的輿論，比其國內每個人的才智更為高超，他們每個人的主張和行動，是和他本人的才智不相稱的。
如上所述，西洋人是倡著與他本人的智慧不相稱的高論和表現出不相稱的高明，而東洋人則是說著與他本身的智慧不相稱的愚論和表現出不相稱的拙笨。現在如果追究其根源，則不外乎習慣二字。習慣日久就能成為第二天性，不知不覺地就會積習成俗。西洋各國的眾議制，也是由於百餘年來，世世代代的習慣而變成了風俗的，所以到了今天就不知不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體制。而亞洲各國則不然，如印度的等級制度（種姓），按人的身分劃成高低尊卑造成一種不平等的局面，使利害得失互不相干，彼此之間自然就沒有任何感情。並且，暴虐的政府還特別制訂了禁止結黨的法律，阻止人民聚議，人民也只抱著但求平安無事的心情，沒有勇氣爭辯結黨聚議的區別，一切只知聽從政府，不關心國事。結果，一百萬人懷著一百萬顆心，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對一切公共的事漠不關心，連淘水井彼此都不能進行商量，興修道路更不必說了。此外，看見路旁倒斃的人便急馳而過，遇見狗屎則繞道而行，都是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終日岌岌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慮集會和議論！這種習慣日久成風，終於形成目前這種狀況。這正如社會上沒有銀行，人民把餘財貯藏在家中，影響金融的周轉，致使國家不能舉辦大事業。假如調查一下全國各戶，資財也並不是不多，只是埋沒在私人家中，未能供作全國之用而已。人民的輿論也是如此，如果逐戶徵詢每個人，他們也不是沒有意見，只是這些意見分成了千百萬個意見，而不能綜合起來對全國起作用而已。
有的學者說，國民會議固然是值得歡迎的，遺憾的是目前民智未開，還不能不實行專制，所以，實行國民議會仍需等待一個時期。所謂時期，大概就是指等人民有了智慧的時期而言。但是，人的智慧並不象夏季的草木那樣一夜之間就可成長起來的。即使能夠成長起來，如果不按習慣來運用，也是不能起作用的。習慣的力量極大，如果培養得好，它的作用是無窮無盡的，甚至連維護私有財產的思想都可以壓制下去。現在舉出一個例子說明。目前我國政府歲收的大約五分之一是用於華族和士族的俸祿，而這些錢糧又都是征自農商業者。現在取消這種俸祿，農商的納稅額，就可以減少五分之一，每年繳納五袋米的就可減為四袋，小民雖愚，尚不能說他們連分別四和五的智力都沒有。如果站在農民的立場，事情很簡單，就是拿出一部分自己生產出來的米來養活那些非親非故的人，那麼，就只有給與不給兩種辦法。如果站在士族的立場著想，俸祿是我們祖先傳下來的家產，是祖先的功勞換來的，自然不能和工資相比，現在我們雖然不服兵役，但不能因此就應該停止祖先的賞典，而被剝奪家產。如果說士族無用，而必須剝奪他家應享的俸祿，那末，對那些不勞而食的富商和地主的財產也應該剝奪啊！為什麼單單奪去我們的財產而便宜那些無親無故的農民、商人呢？這種說法似乎也有一些道理，但是，還沒聽到士族之中有這種議論。現在的情況是，不論農民抑或士族，雖然都是處於私有財產的得失關頭，但卻坦然無動於衷，仿佛在傾聽外國的故事，等待天降的禍福，只是默默坐觀事情的演變，這不是很奇怪嗎？假使在西洋各國，發生這種事件，將會如何呢？必然是輿論沸騰，展開一場舌戰，甚至會引起很大的騷動。我並不是在這裏討論俸祿與奪的得失，只是驚訝日本人囿於不問國事的習慣，不該忍受的而忍受、應開口的而不開口、應發議論的而不發議論而已。爭利，固然為古人所諱言，但是，要知道爭利就是爭理。今天，正是我們日本與外國人爭利講理的時期。凡是在國內是個淡泊的人，對外也必然淡泊，在國內是個愚鈍的人，對外也不能活潑。庶民的愚鈍淡泊，雖然對政府的專制有利，但是依靠這種人民來對付外國辦外交，則是不可靠的。作為一國的國民，如果對國家大事沒有暢論其利弊的氣魄，作為一個人如果沒有重視自己榮辱的勇氣，則不論談論任何事情都是無益的。沒有這種氣魄和勇氣，並不是先天的缺欠，而是由於習慣所使然。所以，恢復的途徑，也非依靠習慣不可。因此，移風易俗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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