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論之概略(十)

第十章 論我國之獨立

　　在第八、九兩章已經論述了西洋各國和日本的文明淵源。從總的情況看來，不能不說日本的文明落後於西洋。文明既有先進和落後，那末，先進的就要壓制落後的，落後的就要被先進的所壓制。在從前閉關自守時代，日本人還不知道有西洋各國，然而，現在已經知道有西洋國家，並且也知道了他們的文明情況。同他們的文明相比，知道彼此之間有先進和落後的差別，也知道我們的文明遠不及他們，並知道落後的要被先進的壓制的道理。這時，我國人民首先考慮到的，就是自己國家獨立的問題。本來，文明的含義十分廣泛，凡人類精神所能達到的領域，莫不屬於文明的範疇。在世界各國當中爭取本國之獨立，只不過是整個文明論中的細微末節，但是，正如本書第二章所述，文明的發展，是有階段的，因此必須隨著它的進展，而採取相應的措施。現在我國人心正在憂慮國家的獨立問題，這就說明我們的文明目前正處於使人憂慮我國獨立問題的水準，同時也證明了人民都在關心這一問題，而無暇顧及其他。因此，我在文明論的末章，提出我國獨立這一問題，也是根據人民總的趨向，對大眾所關心的問題提出討論。至於徹底探討文明的蘊奧和作深入的研究，只好留待將來以後的學者去完成了。

　　在封建時代，人與人之間，有所謂君臣主僕的關係支配著社會。幕府以及各藩的士族，不但向當時的主人效忠，並且還追念到列祖列宗一心一意地報效主家，抱著所謂“食其祿者死其事”的態度，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獻給了主家，不能自主。臣下稱主人為國之父母，主人愛臣下如赤子，以“恩義”二字圓滿而牢固地把上下之間結合起來，其關係之美好也不是沒有值得稱讚的地方。由於當時普遍存在著尊崇忠義的風氣，所以即使不是真正的忠臣義士，也要順應這種風氣而保持高尚的品格。例如，在士族中間教訓子弟時，必提到身分和門第等語，或者說：“身為武士者不應有卑劣行為”，或者說“不要玷污祖先的門第”，或者說“不要對不起主人”等等。這些身分、門第、主人，就是士族們應遵循的道義所在，和維持一生品格的綱領，這也就是西洋所謂的道德綱常（Moral tie）。

　　這種風氣不僅存在於士族與國君之間，而且普遍浸透到日本全國人民中間。商人、農民以至於“穢多”和“賤民”之間，凡是人與人相交往的地方，不論大小，都存在這種風氣。例如在商人或農民之間有嫡系和旁系之分，在“穢多”和“賤民”之間也分頭目與黨徒，其規矩之嚴，猶如君臣一般。

　　這種風氣，或稱為“君臣之義”，或稱為“祖宗門第”，或稱為“上下的名分”，有叫作“本支之別”等等，不論什麼名稱，總之，日本自古以來，支配著人與人的關係，而達到今天的文明，歸根到底，都是由於這種風俗習慣的力量。

　　近年來，我國和外國有了外交關係，日本文明和外國文明互相對比起來，不但在有形的技術工藝方面落後於外國，就是人民精神面貌也不相同。西洋各國人民智力充沛，有獨立自主精神，在人與人的關係上是平等的，處理事物是有條不紊的，大自一國的經濟，小至個人的生活，就目前的情況來談，我們日本人無論如何是望塵莫及的。大體上說，到了今天人們才恍然大悟，完全承認西洋各國的文明和日本的落後。

　　因此，國內有識之士，探討日本之所以不文明的原因，首先歸咎於舊的風氣不對頭。於是，為了掃除舊習，才著手進行改革。從廢藩置縣開始，廢除了一切陳腐的東西。諸侯降為華族，武士變成平民，廣開言路，登用人才。在這個時期，過去五千石俸祿的大臣也有的變成了兵卒，步卒也有的當上了縣令，累世經營錢莊的豪商巨賈也有破產的，身無分文的賭徒也有成為政府的供應商人的，寺院改成神宮，僧侶成為神官。富貴功名完全取決於個人的才幹，而形成了所謂功名自在唾手可得的時代。自開國以來深入日本人心的恩義、門第、名分和差別等等的觀念逐漸消失，而只重視個人的才幹，這種情況，也可以用“人心活潑”，和一般所謂的文明蒸蒸日上等字樣來形容。

　　試問這種功名自在文明蒸蒸日上的情況，是否完全實現了有識之士的目的，都認為這種文明蒸蒸日上的情況是真正的蒸蒸日上而別無他求了呢？絕對不然。有識之士絕不能滿足于目前的文明。因為根據現在的情況來觀察它對日本人民的思想所給的影響，好象人們剛卸下祖先遺留下來的重擔，而尚未肩起代替的新擔，正在休息似的。道理非常簡單，例如廢藩之後，諸侯和藩士之間君臣之義已不復存在，若在暗地裏勉強履行君臣之義，便會被指責為不識時務而且也無言以對；步卒充當隊長，指揮從前的老上司，老上司也不敢違抗命令，從外表看來，似乎上下易處，法制森嚴，但實際上，只要老上司拿出點錢，就可以免除兵役，所以，步卒既可以得意洋洋地充當隊長，而老上司也可以逍遙自在。賭徒雖然當成了政府供應商人而趾高氣揚，而破產商人則只怪時代的趨勢，事不由己，也是心安理得。神官自以為得勢，喜形於色，而僧侶可以公然娶妻，也是其樂融融。總之，現在上下貴賤都是皆大歡喜的時期，除了貧窮而外，已經沒有任何東西能使人感到苦惱的了。力戰而死當然是傻瓜，報仇也是無益，出師則有危險，剖腹則疼痛不堪。求學也好，作官也好，都是為了金錢，只要有了錢任何工作都可以不幹。真成了“錢之所向，天下無敵”的社會，人的品行，似乎可以用金錢來定其行情。這種情況和往昔窘困的時代相比，怎能說不舒適呢！所以說，“現在的人民，已經卸下了重擔正在休息。”

　　然而，所謂“休息”，是指無任何工作可做而言。如果工作做完或無工作可做，休息也是應該的，然而照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決非無事可作，而且事情比以往任何年代都要艱巨。有識之士不是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們深知現在還不是休息的時候，因而力圖引導人心急起直追。學者開始創辦學校，教育人民；翻譯家譯述原文書籍，刊行於世；政府和人民也都在竭力提倡文學技術，力爭上游，但是在人民的行動上，仍不見顯著的功效。從事於學術界的人們，雖然不是不積極搞業務，可是，在思想上，似乎還缺乏為了事業不惜拋棄個人利益甚至生命的這種高度的覺悟，總是有些對於事物漠不關心而悠閒自在。

　　有些人注意到這個問題，認為現代人行為輕薄。而歸罪於“忘古”二字，重新提倡大義名分企圖復古。為此，他們開始研究這方面的學問，從古昔的神代尋求證據，提倡“國體論”，企圖以此來挽救人心，這就是所謂“皇學派”。皇學派的學說並非沒有道理，在君主國家，主張尊奉君主，把行政權交給君主，本屬理所當然，也是政治上的關鍵問題，所以尊王之說是無可非議的。然而皇學派關於尊奉君主的問題，沒有進一步從政治上的得失去尋求根據，而是歸根于人民思古的幽情，更錯誤的是他們甚至不反對使君主徒擁虛位，這就不能不說是一種崇虛忘實的弊病。本來，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並非一舉手一投足所能輕易改變的，所以，想依靠人的情感，實現尊奉君主的主張，首先必須改變人情，使人們棄舊從新。然而，我國人民，數百年間不知有天子，而僅僅是在傳說中提到天子。因此，雖然政治體制因維新運動而恢復了幾百年前的古制，但是王室和人民之間依然沒有密切的感情。君民的關係僅僅是政治上的關係。若論感情的親疏，現在的人民由於自鎌倉時代以來，就受封建主的統治，所以對於封建的故主要比對王室更加親密。雖然可以建立普天之下唯有一君的學說，但從實際上看，就可以知道一定要行不通。按現在的情勢，人民似乎逐漸忘卻舊日的關係，不再懷念封建主了，但是想要重新建立愛戴王室的感情，使其真正成為王室之赤子，在現代人民的思想情況和文明情況下，卻是非常困難的，幾乎是不可能的。也許有人說，王制革新是基於人民“思古的幽情”，是由於人情已經厭惡霸道的幕府而懷慕王室。這是不考察事實的說法。果真象這個說法，人心思舊的話，人民景慕的也應該是數百年來深入人心的幕府的霸政，並且所有現在的士族及其他標榜祖先門第的人，大多數都要提到鎌倉時代以後的情況。因此，應該說霸政的歷史也是悠久的，涉及的面也是廣泛的。如果說人情是忘舊而慕新，則王政是在霸政以前，可說是最舊的，如果問王霸兩者究竟要忘記哪一個，當然要忘掉最舊的王政。或許有人說，人心趨向王室不在於歷史的新舊，而是由於“大義名分”所使然。那末，所謂大義名分當為顛撲不破的真理了，既然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人類就不可一刻離開它。然而自鎌倉時代起，人民不知有王室將近七百年，這七百年究竟是什麼樣的時代呢？若按這個說法，則這七百年間，成了人民完全迷失方向，大義名分完全掃地的野蠻黑暗時代了。當然，人事的盛衰不應該從一年或幾年的過程來判斷，但如果人心未泯，明知方向錯誤的話，怎能忍受七百年之久呢？況且從實際上也可以得到證明，這七百年之間並不完全是亂世，如果尋求現代文明的淵源，十之七八可以說是在這個時代成長而傳留下來的。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王制革新的原因，並不在於人民厭惡霸道的幕府而懷慕王室，也不在於棄新而慕舊，更不在於一時心血來潮想起了已經忘卻千百年的大義名分，而是由於當時人民要求改變幕府政治以致促成了王制革新。革新大業既成，天下的政權重歸王室，作為一個日本國民，尊奉王室當然是應盡的義務，但人民和王室之間，僅僅存在政治上的關係而已，至於感情，決不是驟然之間所能建立起來的，如果勉強建立，不但不可能建立起來，反而會使社會上產生更多的偽君子，使人情更加澆薄。所以說，皇學家們的國體論，在今天是不能維繫人心的，也不能使人民的品格趨於高尚。

　　還有一種學者，憂慮今日人心的澆薄，並且知道國體論不起作用，於是便企圖從人的靈魂上做工作，推行耶穌教以正人心，使其得到安身立命之地，統一大眾的思想，規定人類應奔赴的大目標。這種說法決非出於輕率的想法，它的本意，可能是，學者以為今天的人民，一百人有一百人的不同道路，不但在政治上，沒有一定的學說，就是在宗教上，信神還是信佛，也無所適從，甚至還有主張無宗教的。諸如此類，最關重要的靈魂尚且得不到歸宿，焉能顧及其他人事？這種既不明天道，又不知人倫，既無父子，又無夫婦，恰如現實的人間地獄，對此，憂世之士應該設法挽救。這些人從另一方面來看，還認為宗教一旦能夠維繫人心，群眾的思想就能穩定，再進一步把它推廣到政治上，就可以成為國家獨立的基礎。因此，決不能認為這是輕率的胡說。如果真能以此道教化現代的人民，從而糾正了人心，使之進入道德之門，縱然不能達到天道的極點，也能使其明確父子、夫婦的人倫，激勵其孝順貞節的行為，瞭解教育子弟的義務，認識到蓄妾荒淫為壞事等等，對於社會文明都有極大的功德，當然也就無可非議。然而，根據目前我國的情況，對於這種說法，我不能完全同意。因為這些學者們的意思，是要把耶穌教推廣到政治上來，作為國家獨立的基礎，這一點，我是不能苟同的。

　　耶穌教本來是以“來世的永生”為目的，幸福安樂也求之于永生，疾苦禍患也根據永生來考慮，對未來的懲罰比對現在的懲罰還要害怕，對死後的審判比對今生的審判還要重視。它的學說是建立在把現今的世界和未來的世界截然分開的基礎上，因而其立論也就非常宏大，和其他學說迥然不同。其所謂一視同仁，四海皆兄弟，就是指這個地球應該象一家，地球上的人皆如兄弟，彼此間的情誼應該沒有厚薄的差別。四海既如一家，則一家之內又何必隔境設界？然而，現今的地球，已經被分成許多區域，各自劃分國界，人民各自在其境內結成集團，稱為國民，為求其集團的利益而設立政府，甚至有拿起武器殺害界外兄弟，掠奪界外土地，爭奪商業利益等等，這決不能說符合宗教的精神。看到這些罪惡，姑且不論死後的裁判如何，就以今生的裁判也是不完善的，這種人應該說是耶穌的罪人。

　　然而，從目前世界的情況來看，沒有一個地方不建立國家，沒有一個國家不成立政府的。如果政府善於保護人民，人民善於經商，政府善於作戰，使人民獲得利益，這就叫作“國富民強”。不僅本國人引以自豪，外國人也感到羡慕，而爭相仿效其富國強兵的方法。這是什麼道理呢？這是由於世界大勢所趨，不得不然，雖然違背宗教的教義。所以，從今天的文明來看世界各國間的相互關係，雖然在各國人民的私人關係上，也可能有相隔萬里而一見如故的例子，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則只有兩條。一條是平時進行貿易互相爭利，另一條就是一旦開戰，則拿起武器互相撕殺。換句話說，現今的世界，可以叫作貿易和戰爭的世界。當然，戰爭的種類也很多，其中也可能有為了消滅戰爭的戰爭。貿易本來是為世界上互通有無，是非常公正的行為，所以不認為戰爭和貿易在本質上一律都是壞事。但是，從目前世界上所進行的戰爭和貿易的實況來看，決不能認為它是從宗教愛仇的善意出發的。

　　如果象上述那樣單從宗教一方面來論斷，貿易和戰爭，似乎是極粗野而卑劣的行為，但從目前的具體情況來看，卻並不如此。因為，貿易雖是爭奪利潤的，但並非單憑暴力所能作好的，它是需要運用智慧的事，所以就不能禁止人們進行貿易。而且發展對外貿易，必須開發國內，所以貿易的發達，就表明了國內人民知識的進步和文學技術的發展，可以對外放出光輝，也可以說是國家繁榮的徵象。戰爭也是如此，如果單從戰爭是殺人之道來說，當然是可憎的。然而，現今如果有人敢於發動非正義的戰爭，即使在今天不十分文明的情況下，也尚有明文條約，談判交涉，國際公法，以及知識界的輿論等等，所以不易得逞，並且還有不是專為爭利，而是為了國家的榮辱，或為了真理而戰的。所以，殺人和爭利雖然為宗教所反對，難免要被認為是教敵，但是，在目前的文明情況下，也是勢非得已。因此，應該說，戰爭是伸張獨立國家的權利的手段，而貿易是發揚國家光輝的表現。

　　凡力圖伸張本國的權利，使國富民強，提高本國人民的智德，和發揚本國榮譽的人，稱為愛國的人民，這種思想稱為愛國精神。他們的目的在於同外國劃清界限，縱無害他之意，也有厚我而薄他之心，也就是願意以自己的力量來保持國家的獨立。所以，愛國精神雖非私於一己，也是私于一國的思想。也就是，把地球分為若干區域，在各區域內結成集團，各自謀求本集團利益的自私心。所以愛國精神和自私心是名異而實同的。說到這裏，就會使人感到一視同仁、天下一家的大義和盡忠報國、主權獨立的大義，是相悖而不能相容的。因此，主張把宗教推廣到政治上，以此建立國家獨立基礎的學說，是思想方法的錯誤。宗教只是關係到個人的私德，和國家獨立的精神完全是兩回事，即使宗教能夠維繫人心，但對團結人民共同保衛國家，決不會起大的作用。如果從大體上把現在世界各國的情況和宗教的精神加以比較，那末，宗教就過於宏大，過於善美，過於高超，過於公平；而各國對立的情況，則過於狹隘，過於卑劣，過於淺見，過於偏頗，此兩者是結合不起來的。

　　另有一種漢學家，見解稍廣，雖不象皇學派那樣專靠思古之情，但他們的主張仍不外乎是以禮樂征伐來統禦人民，企圖以情感與法律相結合的方式來維繫民心，這也決不適合現代的情況。如果這個學說得到實現，則社會上只知有政府而不知有人民，只知有官而不知有私，反而使人們越發陷於卑屈，還是不能提高一般的品格。關於這個問題在本書第七第九兩章已經論及，茲不贅述。

　　如上所論，目前我國的處境是十分困難的，但人民並不感覺有困難，好象擺脫了舊時代的束縛，十分舒適似的。對此，有志之士深以為憂，皇學家則主張國體論，洋學家則主張推行耶穌教，漢學家則主張實行堯舜之道，莫不致力於維繫人心統一思想趨向，以保衛我國的獨立，但是這些主張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收到成效，同時相信以後也不會收到成效，這怎不令人慨歎！因此，我不能不談談生平所見。凡是討論事物，首先要弄清事物的名義和性質，然後才能找到處理的方法。譬如防火，首先要瞭解火的性質，懂得了以水可以滅火的道理，然後才能得出防火的方法。現在說我國處境困難，究竟困難是指什麼呢？並非政府的政令不能推行，並非人民不繳納賦稅，也非人民突然陷於無智，也非官吏全部愚昧而營私。從這些情況來看，日本依然是原來的日本，毫無變化，並沒有可憂慮的地方，甚至與過去情況相比，在某些地方還有所改善和進步。然而，所謂我國的情況與往年相比，更加困難更加值得憂慮，究竟是指哪些事情，憂慮的是哪些問題呢？我們必須把它弄清楚。我認為這些困難問題並不是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這肯定是最近才突然發生的病態，而且已經危及我們國家的命脈，欲除而不能除，想治而缺乏醫藥，好象單憑我國原有的力量已經不能克服。因為，假如日本還是原封未動的日本的話，就應該心安理得了，既然人們特別感到憂慮，這就證明一定是發生了新的令人憂慮的病症。社會上有識之士所憂慮的，也肯定是這個病症，我雖不知有識之士如何稱呼它，但我則稱它為對外關係。

　　即使國內有識之士不把這個病明顯地叫作對外關係，但其所憂慮的卻正和我相同。既然都是憂慮現在對外關係的困難，那麼，問題的名義也就決定了，然後，就要分析問題的性質。本來，外國人來日本的目的只是為了貿易。那末，再看看今天日本和外國之間進行的貿易情況，可以說西洋各國是製造產品的國家，而日本是出產物資的國家。所謂製造產品，就是把天然物資進行加工，譬如，把棉花織成布，把鐵做成刀。所謂出產物資，就是依靠天然的力量生產原料，譬如，日本生產的生絲和礦產等等。由於這種情況，所以才假定把西洋各國叫作製造產品的國家，把日本叫作出產原料的國家。固然，產品製造和原料生產之間，難以明顯劃分界限，但是前者使用人力較多，而後者依靠天然力量較多，所以名稱不同。從經濟上說，一國的貧富，同天然物產多寡的關係極微，實際上完全取決於投入的人力多寡和技術的高低。例如，土地肥沃的印度貧窮，天然物產極少的荷蘭卻很富。所以，在製造產品國家和出產原料國家之間的貿易上，前者是用無形無限的人力，後者是用有形有限的物產，是力與物交易。如果詳細地說，就等於生產原料國家的人民，不從事應作的體力和腦力勞動，而到海外雇傭製造產品國家的人，利用其體力和腦力，然後用本國的天然物產支付其勞動代價。這好比，有年俸三百石米和十口之家的武士，過著安逸的生活，不從事勞動，每天飲食取自飯館，冬夏衣服購自服裝店，日常生活用品莫不由市上購買，每年都用這三百石米去支付。這三百石俸米正如天然物產，年年如此支付，決不會有所積蓄。如今我們日本和外國之間所進行的貿易，大致就是如此，歸根結底，還是日本的損失。

　　西洋各國由於製造產品而致富，並由於文明日益進步的結果，人口逐年增加，如英國可以說已達到了最高峰。美國人民也是英國的子孫，澳洲的白種人也是英國的移民，在東印度有英國人，在西印度也有英國人，其人數多至不可勝計。假定把現在分佈在世界上的英國人和幾百年來英國人的後裔，全部集中到現在的英國本土大不列顛和愛爾蘭，與現在的三千萬英國人民一同居住，則全國的產品不單不足以供應其衣食，而且大部分平地都要被建築住宅所佔用。由此可見，文明逐漸進步，人的關係得到適當調整，則人口必定增加。生殖子女一事，人與老鼠完全一樣。只是老鼠不能保護自己，或死於饑寒，或被貓捕噬，因而繁殖不大。但如果環境適宜，又能免於饑寒、戰爭和傳染病等的災患，則人類的繁殖力會象老鼠生殖率一樣急速增長，因此有些歐洲的古國曾經為此感到困難。為解決這個問題，這些國家的經濟學家提出了兩項對策：第一是輸出本國的成品，而從土地豐饒的國家輸入生活資料；第二是把本國的人民移至海外殖民。其中，第一個辦法，因有一定限度，仍不能充分解決問題；第二個辦法需要大量資金，也不容易收到成效。因此，又出現了第三個辦法，這就是將資本投到外國，取其利潤以供本國的需要。本來，向海外移民，最好是能找到已經開墾好的地方，可是開墾好了的地方，都建立了國家和政府，而且人民也有其固有的風俗習慣，外國人想雜居其中謀求利益，也極不容易。所以，唯一的辦法，是向工農業技術落後、貧困而缺乏資金、以及勞動力多的海外某些國家，輸出本國的資本，這樣，貸款利息較高，是一種不勞而獲的辦法。換句話說，這種辦法就是不移殖人而移殖金錢。人由於風俗習慣關係，不易移殖，但是金錢就不會有本國和外國的區別了，只要利息合適，就會願意借用外國金錢，不知不覺地把利錢付給外國人。這真是發財致富的捷徑。現在日本已經借了不少外債，對其利弊不能不加以考慮。文明國家和未開化國家相比較，生活情況完全不同。文明愈進步，生活費用也愈增加，即使撇開人口過剩問題不談，在日常生活費用上，有一部分必需求之於外部，而供給這些費用的國家，就是落後的未開化國家，所以，世界上的貧困也就全部落于未開化國家。借用文明國家的資金而交納利息，正是貧困歸於落後國家的具體表現。因此，借款問題，不只是和人口過剩問題有關。現在特別提出這個問題，一則是為了提供學者參考，二則是為了指出西洋人唯利是圖的一個明顯的原因。

　　以上就對外關係的性質，論述了在經濟上的得失問題。現在再談談對外關係對於日本人的品德的影響問題。近來我國人民的思想也大有改變，關於萬民平等的學說，幾乎風靡全國，似乎沒有異議了。但所謂萬民平等的意義，不只是一國之內人民彼此之間權利平等，而是這一國的人民和另一國的人民之間也是平等的，這一國與另一國之間也是平等的，也就是不分貧富強弱，應該一律平等的意思。然而，自從外國人到日本通商以來，雖然條約上明文規定彼此平等，但實際上，絕對不然。例如，在小幡篤次郎在民間雜誌第八期上發表的文章裏有這樣一段：“……美國自從與日本通郵以後，便派遣水師提督佩里率領一支艦隊開入日本領海，強迫要求與我通郵通商，他的藉口是，吾人共戴一天同立一地，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如果一味地拒絕而不容納，乃是天之罪人，這樣，即使引起戰端，也要實現通郵貿易云云。試看這話是多麼漂亮，而幹出的事又是多麼醜惡呀！言行的矛盾，可以說莫此為甚了。如果撇開外交辭令而直截了當地說，就是‘你若不和我通商我就殺你’。……試看當下首都的情況，凡騎馬坐車趾高氣揚驅人避路的多系海外洋人。偶有員警、行人、車夫、馭者與洋人發生口角，洋人總是傍若無人似地拳打腳踢，懦怯卑屈的日本人根本不敢還手，怎樣也奈何不了洋人，有些人只好忍氣吞聲連法庭也不去。偶有因買賣交易等問題而訴訟的，也得到五大通商港口去受外國人的裁判，結果還是有冤無處伸。因此，人們都認為與其訴訟而得不到伸冤，不如忍氣吞聲倒省事。這種情景，恰如軟弱的新媳婦站在兇狠的婆婆跟前一樣。洋人既然這樣有勢力，又是從富國來到窮國，花費較多，於是一般貪利之徒，爭相獻媚，企圖發洋財，因此，在洋人所到之處，無論是溫泉、旅館、茶館、或酒家等等人情都變為澆薄不問事理的曲直，只看金錢的多少，這就使得本來已極傲慢的洋人愈加狂妄自大，這種情況實在令人不勝厭惡”。以上是小幡君的議論，我也完全同感。此外，同洋人發生關係的，還有居留地問題，有內地旅行問題，有雇傭外國人問題，有出入港口關稅問題。在這些問題上，在表面上雖然各國彼此之間一律平等，但實際上還不能說真正平等。既然同外國不能平等，如果我們又不重視這個問題，那麼，日本人民的品格必將日趨卑屈。

　　前面已經談過，近來，社會上有許多人提出人民權利平等的學說。有的甚至主張廢除華族和士族的名稱，以便在全國範圍內體現平等的精神，從而提高人民的地位，並掃除卑屈的舊習。這種議論豪爽乾脆，實在令人稱快，然而，唯獨在對外關係上，卻很少有人主張平等的，這是什麼道理呢？不論華族士族，或是平民，都是日本國內的人民。對於本國人民之間存在不平等現象，尚且認為有害，而努力要使大家一律平等。然而對於利害不一致，人情不同，甚至言語、風俗、膚色、體格完全不同的萬里之外的外國人與我們之間存在的不平等問題反而不感到痛心，這究竟是什麼原故呢？這難道不是咄咄怪事嗎？這裏一定會有各種各樣的原因。照我看，最主要的原因有二。第一，由於主張權利平等的學者，對它的學說體會得還不夠深刻。第二，由於和外國人來往的時間尚淺，還沒有發覺其為害之大。分別論述如下。

　　第一，今天在社會上主張人民權利平等的雖然不少，但這些人大都是學者之流也就是士族，在國內屬於中等階層以上的人和有過特權的人，以往並不是沒有權力因而受別人欺壓的人，而是曾經有權有勢欺壓別人的人，所以，由他們來主張權利平等，就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感。比如，不是親口吃過的食物，就不知其真正的滋味，沒坐過監獄的人，就談不出來真正獄中的苦楚。假使全國農民商人都有知識，讓他們說出當年身受特權者欺壓的痛苦，說出徹骨的憤恨，只有聽到這些，才能寫出真正深刻的平等論來。但是，這些無知無勇的人民，雖曾受到欺侮，而不知應當憤怒，或內心雖感到憤怒而口裏卻說不出，因此別人即使想描寫這種情況也很難得到真實材料。不僅如此，就是在今天，一定還有許多人對於社會上的不平等現象，感到憤怒和痛恨，但這些心理都無法瞭解，只能以我的想像去推測而已。所以說，今天的平等論，歸根結底還只是由別人臆測出來的。學者若要瞭解平等論的真諦，寫出正確的理論，則無須找別人，應該求諸自己，回顧一下從少年時代起一直到目前為止自己的經歷，就能有所發現。不論哪種身分的人，也不論華族或士族，只要仔細回憶一下自己的親身體驗，就會發現，在一生之中，一定有過遇到權力偏重而憤憤不平的經驗。這種憤懣不平的心情，不必問別人，只反問自己。現在從我的記憶中，舉出一例來說明。我生在幕府時代一個地位很低的世襲小藩臣的家庭，當時在藩中，每逢接觸大臣士族，就受到蔑視，雖然是在童年時代心裏已經感到不平。但是，這種不平的真實心情，若非是和我一類的小藩臣，是體會不到的。至於那些大臣士族，恐怕直到今天也想像不到的。有時偶爾離開藩地到別處旅行，如果遇到過公卿、幕府官吏或德川三家的家臣，在驛站裏就把轎子給奪去；在渡口上被搶先渡過；有時不准同住一家旅館裏，睡到深更半夜突然被趕出去。這種情況，在今天說來，雖然不值一笑，但當時身受時所感到的氣憤，迄今記憶猶新。這種氣憤只有身為世襲諸侯家臣的我自己才會有，至於引起我氣憤的那些公卿、幕府官吏、德川三家的家臣，當然是絲毫不知。即使不完全如此，對他人的氣憤也只能憑主觀去臆測而已。我在日本還是中等以上的士族階級，對身分高於我的人尚且懷有不平，對於比我身分低的農民和商人，一定有的地方會使他們感到不平，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世上這類事情很多，如果不是身臨其境，就不可能體會真實感情。

　　由此看來，現在的平等論，儘管論點似乎是正確的，但並不是根據本人的親身體會，而是推測旁人的心理而立論的，所以也就不能真切細緻地反映情況。因此，在敍述權利不平等的弊害時，就不免有粗疏迂闊之嫌，論述國內情形，尚且不免於粗疏遺漏，至於談到對外關係，涉及到與外國人爭權利的問題上，當然更不用說了。將來如果讓這些人掌握外交，廣泛地和外國人接觸，親自負責為國家爭權利時，就會象我國農民商人蒙受士族的欺壓，世襲小藩的家臣蒙受公卿、幕府官吏、德川三家的家臣的侮辱一樣，受到外人的輕侮，到那時，才會瞭解到現在的平等論的迂闊，覺悟到權利不平等的可憎、可惡、可怒和可悲了。而且，舊時的公卿、幕吏和士族，雖然傲慢無禮，但終歸是本國人，知識也貧乏，因此平民對付他們，還可以敬而遠之和表面尊敬而暗中騙取他們的金錢。這雖然是下策，仍可借此聊泄不平之氣。可是，今天外國人的狡黠慓悍情形，遠非公卿幕府官吏所能比擬，其智可以欺人，其辯可以誣人，欲爭有勇，欲鬥有力，可以說是一種智勇辯力兼備的超級的華族和士族。所以萬一被其制禦而受其束縛，則其嚴密程度，將達到連空氣都不得流通那樣，我們日本人民將被窒息而死。想像到這般情況，怎能不令人毛骨悚然！

　　茲引印度的例子，作為日本的殷鑒。英國人統治印度，手段之毒辣，簡直不忍形容。例如，印度政府任用人員的方法，是不論英人、印人均有同樣的權利，一律量才錄用。然而對於印度人，只限十八歲以下的可以適用這項規定，其錄取條件當然是，通曉英文和英國情況，否則就不合格。所以印度人在十八歲以前，既要學好本國的學業，同時還要學好英文，而且以其英文程度和英人相比，如不優於英國人就不可能被錄取。如果超過一歲，十九歲才畢業者，因受年齡的限制，不問其才學如何，也不論其品行如何，一概不予錄用，不准參加任何印度政府機關或地方的工作。然而，英國人並不以這種苛法為滿足，另外還規定了考試地點在英國倫敦，故意使印度人遠渡重洋到倫敦應試。所以印度人即使到了十八歲，並具備相當學力，如不耗費大量金錢，遠端跋涉，就不能作官。在這個條件的限制下，不論學問深淺，家產若不富裕也當不上官。或許偶有膽大的人，不惜花費鉅資去倫敦應試，如果不幸名落孫山，就要傾家蕩產。這種刁難情形，真是無法形容。英國的暴政，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還有一項法律，規定印度政府審判時的陪審人，只限由英國人充當，而不准任用印度人（即Jury，陪審委員團，見“西洋情況”第三卷，英國部分，第九頁）。聽說有這樣一件事，有一個英國人在印度槍殺了一個印度人，在審訊時，被告人答稱：“當時看到一個動物，只當是個猴子而開槍打了，結果不是猴子而是個人！”，在座的一排陪審員們一致表示無異議，因而判決被告無罪。

　　最近倫敦有幾位元學者私人組織了一個團體，企圖致力改革印度情況。上舉的這個控訴就是1874年春某印度人向這個團體提供的書面材料。這是根據當時在倫敦的老友馬場辰豬的報告。馬場先生曾參加這個團體，並親自聽過這段故事，據他說，這類事情在印度簡直不勝枚舉。

　　第二，自從外國人和我國通郵以來，迄今僅二十年，開闢了五個港口，但是進出口貨物並不多。外國人聚集地點，主要是橫濱，神戶次之，其餘三港人數不多。根據條約規定，各港口設有外國人居留地，並劃定界限，外國人的旅行範圍規定在從港口算起十日裏以內，非經日本政府批准不得越界。其他關於買賣不動產和借貸金銀等等，也有法令規定。由於內外之間沒有許多限制，所以到現在為止，雖然雙方交往漸趨頻繁，但內外人民之間仍然很少有接觸。即使在交往過程中，有的日本人受到委屈而感到不平，大約也只限於通商港口附近的人民知道這種情況，很少傳聞全國。同時，自開港以來，關於政治方面的外交事務，都由政府一手包辦，人民無從知曉。例如，橫濱市生麥事件，因殺害英人賠款十萬鎊，下關事件賠款三百萬美元，又如舊幕府時代向荷蘭訂購軍艦，同法國人訂立條約開辦橫須賀製造局，維新後也買過炮艦，建設燈塔，修築鐵路，架設電線，募集外債，聘用外國人員等等，交涉非常頻繁，其中或許我們根本沒有受到委屈，但在一些無理的交涉中，不免要在經濟上吃些虧。不管怎樣，對方絕對不會吃虧，這是很明顯的。至於我方是否得到充分利益和體面則極為可疑，由於政府一手包辦，人民無從知悉。不但小民如此，就連學者士君子以及未參預其事的政府官員也毫無所知。所以，我國人民關於外交的情況，既不知雙方權利是否平等，又不知是否吃過虧，也不知其利與害，更不知其得與失，茫然如同看外國的事情一般。這就是我們日本人為什麼不知道和外國人爭權利的一個原因。既然不知道，也就無從憂慮了。

　　外國人來到日本為期不久，並且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使我們受到重大損害，沒有使我們太不體面的事，因此在人民的心裏印象不深。但是真心愛國的人士，不可不把眼光放遠一些，廣泛考察世界上的古今事蹟。試問，今天的美利堅原來是誰的國家？這裏的主人印第安人，不是被白種人所驅逐，而賓主易位了麼？所以今天美利堅的文明是白種人的文明，不能稱它為美利堅的文明。再看東洋各國及澳洲諸島的情形又是如何？凡是歐洲人所到之處，當地人民能否保全本國的權利和利益，並真正保持本國獨立呢？波斯、印度、暹邏、呂宋、爪哇又如何呢？桑德威治①島在1778年被英人加比丹高克發現。據說此島比附近諸島開化最快，可是該島在發現初期尚有三四十萬人口，但到了1823年只剩下十四萬人口。五十年之間，平均每年人口減少了大約百分之八。人口的減少可能有種種原因，姑且不論，所謂開化，究竟指的是什麼呢？只不過是指該島土人停止了吃人肉的惡習，而能適合作白種人的奴隸而已。至於中國，因為幅員廣大，西洋人尚不能深入內地，現在僅出入於沿海一帶，但觀察今後趨勢，這個帝國也將要變成西洋人的田園。西洋人所到之處，彷佛要使土地喪失了生機，草木也不能生長，甚至連人種也有被消滅掉。看到了這些事實，並想想我們日本也是東洋的一個國家，儘管到今天為止在對外關係上還沒有遭受到嚴重危害，但對日後的禍患，卻不可不令人憂慮！

　　①按即夏威夷島。——譯者

　　以上所述如果是事實，那麼，日本的對外關係問題，不管從經濟上說，或是從權利上說，都是極其艱巨的，可以說是危害國家命脈的重病。這個重病是全國人民的共同病患，所以必須由全國人民一同來尋求治療方法，無論病況加劇或好轉，都是自己的事，一切利弊得失全都屬於自己的，絲毫也不應依賴別人。見識短淺的人，看到近年來的社會情況與前不同，便認為這是文明，這是對外關係給帶來的好處，並認為對外關係越頻繁，日本的文明就越進步，因而表示歡迎。然而他們所指的文明，只是表面形式，根本不是我所希望的文明。縱然使這種文明能夠得到高度發展，如果全國人民沒有真正的獨立思想，文明也不能對日本起什麼作用，那麼，就不能稱為日本的文明。在地理上，雖以土地山川稱為國家，而我則認為領土和人民結合起來才能成為國家。所謂國家的獨立，所謂國家的文明，是指一國的人民團結一致保衛國家獨立，維護國家權利和尊嚴而言。如果談國家的獨立和文明只聯繫領土，而不聯繫人民的話，那末，看到今天美利堅的文明，就應該為印第安人慶倖了。同時在我們日本，將政治、學術等等一概都交給文明的歐洲人擔任，讓日本人充當奴隸，受歐洲人的驅使，這也不會對日本領土有什麼影響，反而能使日本成為比目前還高幾百倍的獨立文明國家了，這真正荒謬絕倫了。

　　有的學者說：“國際間的來往是出於大公無私的，彼此未必懷有惡意。所以盡可自由貿易、自由來往，而聽其自然。如果真有損害我們的權利和利益的情形，就應該從我方檢查其所以發生的原因，不修己而苛責於人，是於理不合的。今天既然和外國人和平交往，就應開誠佈公，保持友誼，不可存絲毫的疑心”。這種說法誠然有理，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私交確實應當如此，可是國際間的交往和個人的私交，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大家知不知道以往封建時代各藩之間的交往情況？各藩人民不見得不知道，但在藩與藩之間的交往上，就不免有自私心，這種情況對外藩而言固然是私，但對藩內來說就不能不叫作公，這就是各藩的私情。這種私情，不是高唱大公無私所能消除的，只要有藩存在，就永遠會有這種私情。直到數年前由於廢藩，才消除了它，到今天各藩人民似乎逐漸擺脫了舊藩情感，然而在各藩存在期間是絕對不能責備的。只是在本國內的各藩之間，尚且如此，而對於東西懸隔，地域不同的外國人，主張本著大公無私的精神和他們交往，這究竟是何居心？未免過於迂闊了！這只是所謂“老好人”的論調而已。大公無私當然是值得推崇的，如果西洋各國根據大公無私的精神對待我們，我們當然歡迎，絕不拒絕。不過，要想做到這一步，首先必須象我國廢藩那樣廢除全世界的政府，學者是否認為有此可能？如果沒有這種可能，只要世界上有國家有政府存在，就無法消除各個國民的私情，既無消除私情的辦法，彼此便不得不以私情相待，這就是為什麼偏私和愛國精神名異而實同的原故。

　　如上所述，對外關係是我國一大難症，醫治此症非依靠本國人民不可，這件工作異常艱巨。本章開頭所說，我國目前還不是太平無事，所存在的問題比往昔任何時期都要艱巨，正是指這種對外關係的痼疾而言。正應該在對外關係上，拿出全心全意，拋棄個人利益甚至生命。既然這樣，今天的日本人還能逍遙自在優遊歲月嗎？閒居終日，無所事事嗎？有史以來的所謂君臣之義、祖先的傳統、上下的名分、貴賤的差別，在今天難道不是已變成為國家大義、國家之傳統、內外之名分、內外之差別，並加重了多少倍了嗎？如在往昔封建時代，薩摩藩的島津氏和日向藩的伊東氏有舊仇，伊東氏的臣民十分仇視薩摩藩，據說每年元旦群臣朝覲時，照例先互相告誡不要忘記薩摩藩的仇，然後才賀年。在歐洲，據說法國皇帝拿破崙一世時代，普魯士大敗於法國，蒙受奇恥大辱，普魯士人非常痛恨法國，從不忘複讎之念。因此國民除了發憤圖強以外，還採取了諸如把當年普魯士人慘敗蒙辱悲憤的情景，繪成圖畫懸掛在全國的教堂和其他群眾集會場所等各式各樣的方法激勵人心，以圖複讎。終於在1870年達到了目的。這些事情，都是出於憎恨的不良心理，並不值得讚美，但從這裏可以瞭解到保衛國家的不易和人民的艱苦奮鬥。我們日本在對外關係上雖然尚未嘗到伊東氏和普魯士的苦頭，但是根據印度和其他前例，應該象伊東氏和普魯士那樣警惕奮勉。全體國民不僅應該在元旦作一次告誡，而應該每天早晨互相告誡，先不容忽視對外關係，然後再進早餐。由此可見，並不是日本人卸下了祖先遺留的重擔以後，便沒有新的負擔，而是新的負擔已經壓在肩頭，並且比舊的還要重幾百倍，要肩起這個重擔，必須比過去多用幾百倍的力量。在從前只需要是忍辱負重，而今天除了忍辱負重，還須要有蓬勃的朝氣。所謂提高人民品質，就是要鍛煉這種忍辱負重的精神和朝氣蓬勃的幹勁。可是現在人們肩起了重擔，還覺得很輕鬆，這只是由於不知重擔的性質和輕重，因而漫不輕心，或者知道關心而不知怎樣擔負，以致方法上發生了錯誤。比如社會上有很多人憎恨西洋人，但他們弄不清為什麼該憎恨的不去憎恨，不該憎恨的反而憎恨，抱著猜疑嫉妒的心情，只為眼前的一些瑣事而氣憤，小則進行暗殺，大則發動攘夷，結果給國家造成了莫大的災害。這種人簡直是一種癲狂，可以稱作重病國中的病人。

　　還有一種愛國者，比攘夷家見解稍高一籌，他們雖不盲目排斥外人，卻認為對外關係所以存在困難，其根本原因完全在於兵力之不足，只要能加強軍備，就可以取得對外的均勢，因而主張增加陸海軍軍費，購買巨艦大炮，修築炮臺，建立兵工廠，這些人大概是看到英國擁有千艘軍艦，便認為如果我們也有千艘軍艦，就可以與英國抗衡；這種想法畢竟還是不瞭解事物間的適當配合。英國擁有千艘軍艦，並不是僅僅有此軍艦千艘，既然，有千艘軍艦，就必然要有萬艘商船，有萬艘商船必然要有十萬海員，培養海員也不能沒有學問，因此，學者也要多，商人也要多，法律也要完備，商業也要發達等等，舉凡人類社會所需要的一切事物都完全具備，恰好能夠適應千艘軍艦的需要，所以才能擁有千艘軍艦。其他如兵工廠和炮臺等也莫不如此，它們必須與其他各種條件適當配合。如無適當配合，雖有利器也不能發揮作用，這正如一個前門不關後門不閉，內部狼籍的人家，即使在門前擺上一門二十吋的大炮，也不能防禦盜賊一樣。有的偏重軍備的國家，不知思前顧後，往往把大量金錢投到軍備上，結果因債臺高築而亡國。這是因為巨艦大炮可以抵當擁有巨艦大炮的敵人，而不能抵當負債這個敵人。現在的日本也是同樣，要想搞軍備，不僅大炮軍艦甚至步槍軍服百分之九十九都要仰賴外國。固然可以說這是由於我國的生產技術落後，而生產技術的落後，也就說明了我國還不夠文明。在這種沒有具備其他條件的情況下，企圖單獨充實軍備，就會違反事物的適當配合原則因而不起作用。所以，今天的對外關係，並不是單靠充實軍備就能維持得好的。

　　如上所述，暗殺攘夷之論，固然不足掛齒，而進一步擴張軍備的辦法，也不起作用。再如前述的國體論、耶穌論、漢儒論也不足以維繫人心。那末，到底怎樣才對呢？唯一辦法只有確定目標，向文明前進。那末這個目標是什麼呢？這就是劃清內外的界限，保衛我們國家的獨立。保衛國家獨立的辦法，除爭取文明之外沒有別的出路。今天號召日本人向文明進軍，就是為了保衛我國的獨立。所以說，國家的獨立就是目的，國民的文明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如果把社會上的一切事物的目的和達到目的的手段計數一下，就會有無數的層次。譬如，紡棉是制紗的手段，制紗是織布的手段，織布是做衣服的手段，衣服是防風禦寒的手段。這幾個層次的各個手段，既為手段又為目的，歸根結蒂，是為了保持人的體溫，以達到身體健康的目的。我在本章裏的議論，歸根結底，是以確保我國的獨立為目的的。在本書的一開始就說過：“凡討論事物的利害得失，如不確定其目標，就無法談論”，這句話，對於瞭解這段議論可作參考。也許有人認為，人類不應該僅僅以本國的獨立為目的，而要看到更遠大而高尚的境界。不錯，人類智德所要達到的最高境界，當然應該是崇高的，不應計較國家的獨立這樣的事；不應僅僅以免於受外國的侵淩稱為文明。但在目前世界的情況下，在國際關係上，還談不到這樣高遠的問題。如果有人談這個問題，就不免陷於迂闊和不切實際。尤其俯察日本目前的景況，就越發感到事態的嚴重，更無暇顧及其他。首先要確保日本的國家和人民的生存，然後才能談到文明的問題；沒有國家，沒有人民，就談不到日本的文明。這就是我所以將討論的範圍縮小，只以本國的獨立作為文明的目的的緣故。因此，我的議論是考慮目前的世界形勢和目前日本的切身利益，並適應日本的急需而提出的，這些議論當然沒有高深奧妙之處，希望學者不要遽然根據這個，而誤解文明的本義，以致輕視文明和污蔑文明這兩個字。同時，我雖然以獨立為目的，但並不是要全國人民都成為政論家，每天都從事這項工作。人們的工作各有不同，並且也必須不同。或有的人致力於高深的學術，埋頭于談天雕龍，越研究越深入以至於樂而忘食；也有的人從大搞企業，終日無片刻閒暇，東奔西走甚至忘掉家務；對這些人不但不應加以責難，而且應該當作文明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加以讚揚。不過，希望這些人：在其廢食忘家當中，一旦遭遇關係到國家獨立的問題，能夠象被馬蜂螫了那樣，感到切身的痛癢！

　　或許有人說：“如果象上面所述只是希望本國的獨立的話，就莫如同外國斷絕關係，在西洋人未來日本以前的時代，我國雖然不文明，但總是一個純粹的獨立國家，如果現在以獨立為目的，最好是恢復古代的閉關自守，只是在今天才憂慮獨立的問題，但在嘉永年間以前人們並不知有這件事。自己開放了國家而又憂慮國家的獨立，這等於自己找病而又愁病一樣，既知患病之可憂，則莫如恢復原來的無病狀態”。對此，我說不然。所謂獨立，是指應該有獨立的實力，並不是指偶然獨立的外表而言，我們日本在外國人來到以前的所謂獨立，不是真正具備實力的獨立，只是沒和外國人接觸因而偶然具有獨立的形式而已。譬如，未曾經受過風雨的房屋，究竟是否經得起風雨，如不經過實際的考驗就無法證實。風雨來否是外界的事，房屋堅固與否是內部的問題，在風雨未來以前，不能證實房屋是否堅固。不但無風無雨時房屋安然無恙，即使遭受任何大風大雨，仍能屹立不動，這才能稱得起真正堅固的房屋。我所說的國家的獨立是這種意思：使我國國民，廣泛地與外國人接觸，經過千錘百煉而仍能保持其實力，如同經得起大風大雨的堅固房屋那樣。怎能自行退縮而企圖復古，以僥倖求得偶然獨立為滿足呢？況且現在的對外關係如能處理得當，對於振奮日本人心，正是絕好的刺激，所以正應該利用它來大大促進我國的文明。總而言之，我的意思是進而爭取真正的獨立，反對退而保守獨立的虛名。

　　茲再重申前言，國家的獨立是目的。現階段我們的文明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這裏所說的“現階段”一語具有重要意義，切盼學者不要等閒視之。本書第三章已經論述過，“文明是宏大無比，人間萬事莫不以此為目的”，而將人類所應達到的文明的實質作為目的提出來進行了討論，在這裏，我是站在當前日本的立場，自然要把議論的範圍也加以縮小，只是把有助於本國獨立的東西，姑且定名為文明。所以所謂現階段我國的文明，並不是文明的終極目的，而僅僅是作為事物發展過程的第一步，首先求得本國的獨立，其他問題則留待第二步，將來再去解決。因為在這樣限定討論範圍的情況下，國家的獨立也就是文明，沒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這樣，文明與獨立二者，似乎沒有什麼區別，但是用獨立二字，能使人在認識上，界限明確容易瞭解。如果單提文明，就可能意味著存在某種與國家獨立和文明不相干的文明，甚至存在某種危害國家獨立和文明的似是而非的文明。舉例來說，現在日本各港口停泊著西洋各國的船隻，陸上建有雄偉的貿易大樓，儼然象西洋各國的港口那樣繁華。然而不明事理的愚人，看到這種繁華景象，有的認為，如今全世界的人民，莫不仰慕我國法律寬宏，爭相麕集皇國，從各港口的情況可以看出，我國貿易日臻繁榮，我國文明日益進步，從而沾沾自喜。這豈不是莫大的誤解嗎？其實這並不是外國人麕集于皇國，而是熱衷於日本的茶葉和絹絲。各港口的繁榮雖然是文明的景象，但停泊在港口的船都是外國的船隻，陸上的貿易大樓也是外國人的房屋，與我國的獨立和文明毫不相干。一文不名的投機者利用外國人的資金，在國內廣泛兜攬生意，最後將所得利潤全部交還外國東家，卻偽裝著生意興隆；又有人向外國借款，用該款購買外國東西，把它運到國內陳列起來，以顯耀文明的景象。其他如洋樓、鐵橋、艦船、槍炮之類也是如此。我們日本並不是文明的誕生地，只能說是文明的僑居地。總之，這種商業的繁榮和文明的外觀，只能招致國家的貧困，長久下去，必然要危害我國的獨立。因此，我在這裏所以不用文明一詞，而用獨立一詞，就是為了避免這些誤解。

　　這樣，把我國的獨立作為終極目的。就好象把今天的人世間一切事物溶化成一個東西，而把所有這一切都作為達到最終目的的手段，這樣，這種手段就會多至不可勝數。舉凡制度、學問、商業和工業等等無一不屬於這種手段。不僅制度學問是這樣，就是世俗無聊之事，奕棋遊嬉之物，如果細察其內容和效用，也有許多可以列入文明這個範疇之內的。所以，研究人間一切事物的得失利弊時，如果僅僅進行片面的觀察，是不容易得出結論的。自古以來學者有許許多多議論，有主張節儉樸素的，有喜歡優美雅致的，有歌頌專制獨裁的，也有贊成放任自由的，意見紛紜，你說東我說西，你說左我反駁說右，幾乎是無盡無休；甚至有的人毫無定見，只從個人立場而隨便云云，其議論完全隨其本身的地位出處盛衰為轉移。還有更嚴重的是，利用政府的地位作掩護，憑藉區區政權，來貫徹自己的主張，至於他的主張的得失利弊似乎毫不介意，這可謂惡劣已極。這些情況猶如無的放矢，或無法庭而訴訟，誰是誰非，如同兒戲。試看天下事物，若片面地去看，也就無一不是，無一不非。節儉樸素近於簡陋粗野，但對每個人來說，還要勸導他學習這種思想作風；優美雅致近於奢侈浪費，但對於全國人民的生活，卻不能不希望其日進于優美。國體論頑固保守，雖然對民權極不利，但對穩定目前的政局，維持行政秩序卻大為有利；鼓吹民權的過激論調，雖然大大有害于君主政治，但作為革除人民的卑屈惡習的手段卻很有用處。忠臣義士之論、耶穌聖教之說、以及儒家、佛家的學說等等，說它是愚就是愚，說它是智也是智，根據其所施用的地方，可以成為愚，也可以成為智。不僅如此，即使那些進行暗殺攘夷之輩，雖然其行為是錯誤的，但仔細分析其內心，則可以看出確是出於一片愛國心。所以，本章最初所說的君臣之義，祖先的傳統，上下的名分和貴賤的差別等等，在人類的思想品質中也是可貴的東西，也就是促進文明的一種工具，因而沒有理由一概加以排斥。這些工具，能否裨益於社會，只看如何運用而已。凡是一個人只要不是喪心賣國者，沒有不願意為國家謀利益的。假使有了誤國的行為，那是因為他辨不清方向，以致偶然犯了錯誤。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通過採取各種方法手段才能成功的，所以方法手段越多越好，同時也非多不可。不過在運用千百種手段時，方法上不要發生錯誤，應該深思熟慮，研究一定的手段是否和一定的目的有聯繫，如果有聯繫，究應怎樣來達到目的，是直接達到呢，還是間接通過另一種手段然後達到。或者同時有兩種手段時，就應考慮哪一方面重而應先用，哪一方面輕而應後用等等。總之，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最終和最大目的。如同下象棋，步法雖然千變萬化，但最終目的，是保護住自己的老將而把對方的老將將死。如果只重視車而不重視老將，就是象棋的拙手。所以，我提出“我國獨立”四個字，作為本章的標題來劃清內外的界限，指出群眾應遵循的方向。只有這樣，方能衡量事物的輕重，確定事物的緩急。輕重緩急已經明確，昨天所惱火的事情，今天就變成可喜的現象，去年所喜歡的事情，今年則變成可憂的事，得意變為憂慮，樂園變為苦境，仇敵變成朋友，外人變成兄弟，共喜怒同憂樂，而走向同一目標。依我個人所見，維繫目前日本的人心，唯此一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