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日本文明的來源
如前章所述，西洋文明的特點是這樣，關於人的社會關係，開始是各種學說同時並立，中間經過爭論彼此逐漸接近，最後合而為一，其中含有自由精神。這好像把金銀銅鐵等元素，熔化在一起，變成一種非金、非銀、又非銅非鐵的化合物，各種成分保持均衡，互相構成一個整體。可是，我們日本的情形，就與此大不相同了。日本文明，關於人的社會關係，當然也有各種因素，君主、貴族、宗教和人民等自古就有，並各自形成一個階層，各有各的思想。但是這些思想未能並立，未能互相接近和合而為一，這好比雖有金銀銅鐵各種元素，但未能鎔合成一體。即或鎔合在一起，實際上並不是各種元素保持著均衡，不是偏重偏輕，就是其中的一種元素消滅了其他元素，使其他元素不能現出本色。這好比鑄造金銀貨幣時，雖然摻入十分之一的銅，但是不能現出銅的本色，鑄造出來的貨幣仿佛是純金銀貨幣一樣。這就叫作偏重。文明的自由，並不是用其他自由所能換取到的，只有允許享受各種權利，使能獲得各種利益，容納各家的意見，使各種力量得以發揮，彼此保持均衡，才存在這種自由。自由也可以說是從不自由當中孕育出來的。所以，在人與人的關係上，不論政府、人民、學者或官吏等各種不同階層，凡是擁有一定權力的，不管智力也好，臂力也好，只要叫做力量，就必須有一定的限度。人類的任何權力，絕不可能是盡美盡善的東西，其中必然包含著固有的缺陷，或者因為卑怯而誤事，或者因為過激而出亂子，這種事例從古今歷史上可以看到。這就是偏重的禍害，有權者應該引以為戒。日本文明與西洋文明相比，一個突出的區別就在於權力偏重這一點。
在日本，權力的偏重，普遍地浸透了人與人的關係中。本書第二章曾談到一國人民的習性問題，而權力的偏重也是這種習性之一。今天學者討論權力問題時，往往把政府和人民對立起來，不是憤恨政府的專制，就是責難人民的放肆。但若詳細觀察事情真相，深入分析，就可以看出，這種偏重，從最大的人的關係一直到最小的人的關係，不論大小，也不論公私，只要有人的關係，就沒有不存在著權力的偏重。譬如日本全國有千百個天平，不論大天平或是小天平，都偏於一方，失去了平衡。又如一個三角四面體的結晶物，即使把它破成一千塊一萬塊，或者把它搗成粉末，它的每一個分子仍然不失三角四面的特徵，若再把這些粉粒合成一小片或者一大塊，仍然形成三角四面體的形狀。權力的偏重，就像上述比喻這樣，普遍貫穿到每一事物的最微細的末端，然而這種情況並沒引起學者的注意，這是什麼緣故呢？這無非是因為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大而且公，所以才引起人們的注意，議論也就多半偏於這一方面。現在根據實際情況來談談偏重問題。哪裡有男女的關係，哪裡就有男女權力的偏重，哪裡有父子的關係，哪裡就有父子權力的偏重，在兄弟的關係上是這樣，長幼的關係上也是這樣。家庭間如此，社會上的情況也是如此。他如師徒、主僕、貧富、貴賤、新手老手、嫡系旁系等等，所有這一切上面都存在著權力的偏重。進一步從人類種族社會的形成過程來看，在封建時代，諸侯有大小之分，寺院有正支之別，神社有本末之異等等，只要有人的關係的地方，就有權力的偏重。在政府方面，按著官吏的地位等級，偏重的情形最為嚴重。政府官吏在平民面前作威作福，看起來好像很有權力，但這些官吏在政府裡，受上級的壓迫，比平民受官吏的壓迫還要厲害。例如，地方小吏呼喚村長談話時，態度傲慢無禮令人厭惡，但是這些小吏在長官面前，其卑躬屈膝情形，更是可憐亦複可笑。村長受到小吏的無理叱責，固然值得同情，但是他回村裡無理叱責村民，又極可惡。甲受乙的壓迫，乙受丙的壓迫，壓迫欺淩迴圈不已，這也可以說是一奇觀。本來，人的貴賤貧富、智愚強弱的程度，按照各個人的條件（Conition）分為無數等級，雖然存在這種等級，但並不妨礙人與人的交往。然而，由於人們這些情況的不同，往往他的權利（Right）也跟著不同，這就是權力的偏重。
如果只從表面上看，現在的情況好像只有政府是有權者。但如果仔細分析政府究竟是什麼東西，為什麼這樣有權，就能得到比較細緻的結論。政府本來是人民相聚處理事務的場所，在這裡工作的人，或稱之為君主或稱之為官吏。而這些君主和官吏，並非生來就是當權的君主和官吏。即使封建時代有世襲官爵的習慣，但實際辦事的大多是偶然選拔出來的人物。這些人物一旦進入政府，並不會立即改變其生來的本性。那些在政府裡弄權的，也不過是暴露了他的生平本色罷了。例如，在封建時代，也曾有過選拔賤民充任政府要職的事，但他們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作為，而只是因襲過去，充其量也不過作得比較巧妙些罷了。所謂巧妙，是指弄權方面而言的，他們不是愛民使人民愚昧，就是威壓人民，使人民畏懼。如果讓這種人處在民間，他們的作風也是一樣，讓他們留在鄉村，或留在城市，也一定是這種作風，總之，這是我國人不可避免的通病，誰也不能例外。只是因為政府工作，事體宏大涉及面廣，容易引人注目，而經常成為談論的對像。所以，政府並不是弄權的根源，而只是集中了專權者的場所，它正是給專權者以用武之地，使其得以顯示生平的本色，任所欲為的場所。如果不是這樣，把弄權的根源歸之於政府，那麼，人們只在作官期間才患這種流行病，而在作官以前和以後，難道就沒有這種症狀麼？這是說不通的。本來，專權就是有權者的通病，他們一旦身在政府大權在握，就要迷醉於權力，進而濫用職權。也許因為政府或一家的具體情況，勢非專權不可。然而，就一般人來說，如果平素受的教育和生活習慣中沒有專權的思想作風，一旦參加了政府，就立刻學會弄權，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根據以上的論述，愛弄權柄和由此造成的權力偏重，決不限於政府，而應當說這是全國人民的習性。這種習性，就是西洋各國和日本之間的最明顯的差別，現在必須探討其原因，但這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在西洋人的著作裡有這樣說的：亞洲人弄權的原因，是由於氣候溫暖、土地肥沃、人口過多和在地理上山海險阻廣闊，因而產生了極端的幻想和恐怖之念的原故。用這種說法來說明日本的情況，能否解決問題，很難斷定。即使能解決問題，而這些原因都屬於自然條件，人力是無可如何的了。所以，我想只就事物的發展來闡明弄權的原因。如果能找出原因，也就會有適當的對策。我們日本在開國之初，也和世界各國一樣，若干人民結成一群，由群裡臂力最強、智力最高的人物來支配一切，或者是由外來的征服者當酋長。根據歷史記載，神武天皇就是從西方率領著軍隊來的。統治一群人民，當然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作到的，所以在酋長之下必須有輔助他的人，而這些人可能都是從酋長的親戚或朋友中間選拔出來的，他們同心協力，形成了一個政府的體制。政府體制形成之後，政府裡的人便成為統治者，人民便成為統治的對像，於是就分成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統治者叫作上或主或內，被統治者叫作下或客或外。因此，上下、主客，內外的區別，也就截然分開了。從此這兩者成為日本人之間的互相關係上的兩大分野，也可以說這是我國文明的兩個因素。自古至今，人的關係雖然多種多樣，但歸根結底都可歸納成為這兩種因素，而沒有任何一種可以例外（分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
統治人當然不是容易的事，因此，站在統治者立場的人，必須臂力與智力兼備，並且還須有些財富。既能具備臂力與智力且有財富，就可以得到統治者的權力。所以，統治者必然都是有權者。而王室則在這些有權者之上，集中他們的力量統治全國，當然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了。同時，被統治的人民，由於王室由來已久，也就越來越服從它，自從神功皇后時代以來，屢有外征，由此可知，當時皇室已威服全國，毫無內顧之憂。後來，文化漸開，有了養蠶、造船的技術和紡織、耕種的工具，以及醫儒、佛教的書籍等其他各種文明事物，其中，有的從朝鮮傳來，有的是本國發明的，這樣，人們的生活方式日漸豐富起來，但管理這些文明事物的權力，全部操在政府手裡，人民只有俯首聽命而已。不僅如此，連全國的土地以至人民的身體，也都成為王室的私有財產。換句話說，被統治者等於統治者的奴隸。到了後世，仍有“御國”、“御田”、“御百姓”等的稱呼，這個“御”字就是尊敬政府的意思，也就是說，日本國內的土地和人民的身體都是政府的私有物。仁德天皇看到民間炊煙遍起，曾說：“朕已富矣”，這畢竟是出於愛民之心，視人民的富裕為自己的富裕，堪稱心平氣和的仁君了。然而，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天皇是把天下看成一家和自己的私有財產。在這種形勢之下，天下大權都集中於王室，因而，權力經常偏重於一方面，一直到它的末代。總之，如前所述，從至大到微小的地方，一切事物都存在著權力的偏重，如把人與人的關係，分為千萬個，就有千萬個的偏重，把它歸納成一百個，就有一百個的偏重，若縮小到王室與人民這兩層，則兩者之間也有偏重，也就是權力經常是偏重於王室的一方面（國家權力偏重於王室）。
源、平二氏興起後，天下的權力歸於武門，似乎從此武門與王室平分秋色，人與人的關係為之一變，但事實並非如此。無論源、平二氏或是王室，都是屬於統治者的範疇，國家權力歸於武門，只是這個統治者把權力轉移到另一個統治者而已，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依然保持著上下、主從的形勢，和以往絲毫沒有兩樣。不僅如此，在光仁天皇寶龜年間，更下令天下，劃分兵農，從人民中間選拔既富裕又有武藝者服兵役，使羸弱者從事農業。這個命令的精神在於，使富而強的人用武力保護弱小者，貧而弱者就得從事農業以供養武人，因此貧弱者越發貧弱，富強者越發富強，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界限更加明顯，權力的偏重更加嚴重了。根據各種書籍的記載，自源賴朝就任六十餘州的總追捕使之後，在各郡設置“守護”，在各莊園設置“莊頭”，從而削弱了以往的國司、莊司的職權，從那時起，所有的統治階級出身、手下又有人的武士們，凡有可夤緣攀附者都當上了守護或莊頭，他的部下便稱為“御家人”，而受守護莊頭的指揮，因此，都成了幕府的部屬，並且還制定了每百日交代一次，輪流守衛鎌倉的辦法。到了北條時代，情況也大致相同，國內到處都有武人。承久之亂時，北條泰時，在五月二十二日以十八騎鎌倉出發，但到了同月二十五日，僅僅三日之間，東國的兵力就已全部集結完畢，共數達十九萬騎之多。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地武人，經常忙於備戰，根本沒有時間從事農業，而依靠農民的供養過活。兵和農的界限愈分明，隨著人口的增加，武人的數目也就愈多。源賴朝時期，曾把關東直屬的武士，大部分派充各郡的守護，每隔三年或五年調動一次，後來，不知什麼時候都變成了世襲的職務。北條氏滅亡，到了足利時代，這些守護便互相吞併，有興起的，也有滅亡的，有被土豪驅逐的，也有被部下纂奪的，因而逐漸形成了封建割據的局面。概括地說，自從建立王朝以來，日本的武人，最初是分散在全國各地，各自掌握權力，擁護王室。在到鎌倉時代以前這段時間裡，逐漸結成為若干小集團，這才有了大諸侯小諸侯之稱。到了足利時代，又結成更大的集團，但是這些集團未能進一步結合起來，這就形成了應仁年代以後的混亂局面，和武人的極盛時代。武人跋扈的社會裡，有離合聚散、盛衰興亡，但是在人民的社會裡，卻沒有任何變化，只知從事農業以供奉武人。所以，在人民的心目中，王室與武門並無區別，武人社會的治亂興衰，對人民來說，無異於天時氣候的變化，只有從旁觀其演變而已（由於武門興起後，破除了對神權政府的迷信，其益處在第二章已有論述）。
根據新井白石的說法：“天下大勢經過九次變遷，才到了武門時代，武門時代又經過五次變遷，才到了德川時代。”其他各家的說法也與此大同小異。這種說法，只是關於日本執政者的新舊交替，說它有幾次變遷。直到目前為止，日本史書大都不外乎說明王室的世系，討論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像說評書者講述戰爭故事那樣記載戰爭勝負情況。就是偶爾涉及與政府無關的事，無非是記載一些有關佛教的荒誕之說，是不值得一看的。總而言之，沒有日本國家的歷史，只有日本政府的歷史。這是由於學者的疏忽，可以說是國家的一大缺點。至於新井先生的“讀史餘論”，也是屬於這一類的史書。該書雖然論到天下大勢的變化，但實質上並不是天下大勢的變化，早在王室時代局勢已定。自從分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兩種成分和劃分了兵農以後，這種界限更加明確，直到今天，從未發生任何改變。所以，在王代的末期，雖有藤原氏的專權和太上皇的聽政，但這些都是王室內部的問題，當然與天下形勢毫不相干。後來，平氏滅亡，源氏興起新建幕府於鎌倉，北條氏以陪臣身分執政，足利與南朝對抗而被罵為逆賊，以至於織田氏、豐臣氏、德川氏等相繼執政，先後統治了全國，但是這中間只有統治方法的巧拙不同，全國局勢，依然如故。所以，北條氏、足利氏所喜歡的，也同樣為德川氏所喜歡，甲所憂慮的，也同樣為乙所憂慮，甲乙處理其所喜憂的問題的方法，完全也毫無差異。例如，北條、足利政府喜歡五穀豐登、人民馴順，德川政府也喜歡這樣，北條、足利政府所畏懼的叛亂者的種類，在德川時代也是一樣。但回過頭來看看歐洲各國的情況，就迥然不同了。在歐洲各國，如果在人民當中有了新的宗教主張，政府馬上就要採取相應的措施。過去人民只畏懼封建貴族，但隨著社會工商業的逐漸發達，中產階層有了權力之後，又不能不對它有所喜歡或畏懼了。所以，在歐洲各國隨著國家形勢的變遷，政府也就隨著改變其情況。只有我們日本情況不同，不論宗教、學術、商業、工業等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因而政府也無須憂慮和恐懼形勢的變化。發現有與政府意圖相抵觸的，可立即下令禁止，所唯一憂慮的，是惟恐從同一階級中有人起來推翻執政者（所謂從同一階級中起來的人，是指統治者中的人）。所以說，日本自建國以來二千五百餘年間，政府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同樣事情的重複。這就好像多次誦讀同一版本的書，或多次表演同一出戲劇一樣。新井氏所謂天下大勢的九次變遷，或五次變遷，只不過是一出戲上演了九場，或上演了五場罷了。某一西洋人的著作裡曾經說：亞洲各國也有騷亂和變革，其情況無異於歐洲，但並未因這些變亂而促進國家文明的進步。這種說法，未嘗沒有道理（政府雖有新舊交替，但國內局勢仍原封未動）。
如上所述，政府雖有變革交替，但國內局勢從不改變，權力永遠偏重於一方，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就好像築起一道高牆，斷絕了關係。不論有形的臂力或無形的德智，以及學問、宗教等都操在統治者手裡，而這些人狼狽為奸，爭權競勢，因此，財富集中在他們中間，才智集中在他們中間，榮辱和廉恥也集中在他們中間。他們高高在上統治著人民，治亂興衰，文明的進退，完全屬於這群統治者，至於被統治者則從來漫不關心這些問題，只是冷眼旁觀而已。例如，日本古代常有戰爭，如甲越之戰，上國與關東之戰，光聽這些名稱，仿佛是兩國交戰，其實絕對不然。這種戰爭，只是兩國武士之間的戰爭，人民根本未參與其事。所謂敵國，本來應該是全國人民同仇敵愾之敵，即使不是手執武器奔赴戰場，也是應該時時刻刻祈禱本國的勝利和敵人的失敗，無論在任何微小的事情上，都不忘敵我，這樣，才能算是真正的敵對國家，才能表現出人民的愛國心來。但是我國的戰爭，自古以來，就不是這樣。我國的戰爭只是武士與武士之間的戰爭，而不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戰爭，是一家與另一家之間的戰爭，而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因此在兩家武士作戰時，人民只是袖手旁觀，不管是敵方還是我方，誰強大就畏懼誰。所以，在戰爭時期，隨著風色的轉變，也許昨天還給我方輸送輜重的人，今天就要去替敵方運送軍糧。在勝負已定戰爭結束時，人民也只看到戰亂平息莊頭更換，既不以勝為榮，也不以敗為辱，人民所感激和歡迎的只是新莊頭放寬政令，減少田賦。茲舉例說明如下。北條氏的地盤是關東的八州，因敗於豐臣氏和德川氏而滅亡。滅亡後，八州土地被仇敵德川氏佔領。德川家康雖然是個傑出人物，但是怎能設想他一下子就壓服了八州的敵人。這是因為八州的人民，既非敵方也非友方，而是北條氏對豐臣氏戰爭的旁觀者。所以，說德川氏進駐關東後所進行掃蕩和鎮撫殘敵，只不過是討伐北條氏的遺臣而已。至於對待農民和城市居民，好像只用手摸摸頭一樣，立即使他們安定下來了。這種例子，自古以來舉不勝舉，直到今日，情況也看不出有什麼變化。因此，也可以說日本從來還沒真正形成一個國家。如果今天日本和外國發生戰爭，連同日本人民之中雖然不拿著武器臨陣作戰，但是關心戰爭的人，姑且也看作“參戰者”的話，然後再把這些參戰者的人數和那些所謂“觀戰者”的人數相比較，孰多孰少，是可以預知的。我曾經說過，日本只有政府，沒有國民。也就是指此而言的。固然，在歐洲各國也常有利用戰爭手段吞併外國領土的事情，但是吞併外國領土，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如果不用強大的兵力加以鎮壓，或者與當地人民相約，給與若干權利的話，要想把佔領地併入自己的版圖，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見，東方人和西方人習性大不相同（日本人民不關心國事）。
因此，在民間偶爾出現了有才或有德之士，如果居於原來的地位，就不能發揮其才德，從而不得不自動地擺脫其原來地位而進入上層集團。所以，古今來有不少昨天還是布衣庶民，今天便貴為將相的例子。乍看起來，好像上下之間並沒有什麼界限，其實是這些人逃離了原來的地方而到了另一地方。就好比避開低濕的地方遷移到乾燥的高地一樣，從他本身來說，固然是得其所哉，但這並不是他親自把原來的低濕地方用土堆成乾燥的高地，所以，濕地依舊是濕地，與他目前所處的乾燥的高地相比，其間仍然存在著界限，上下的差別絲毫沒有改變。猶如，從前尾張地方的木下藤吉，雖然當上了太閣，可是尾張的人民依舊是從前的農民，情況並沒有改變。藤吉只是脫離了農民，加入了武人集團而已。藤吉的飛黃騰達也只是他個人的飛黃騰達，並沒有普遍地提高農民的地位。這種情況固然是當時的歷史條件所使然，不應以今天的眼光加以評論，即使評論也毫無益處。不過，假設藤吉處在昔日歐洲的自由城市，市民一定不喜歡這位英雄的作為。或者假設藤吉生在今天，作他過去所作的事，並且使那些獨立的市民也生活在今天這個時代，評論藤吉的事業時，恐怕這些市民一定要認為藤吉是個沒有情誼的人，並且要罵他是不管故鄉，背棄農民夥伴，只貪圖個人名利而投靠武門的人，而唾棄他。畢竟藤吉和這些市民觀點不同，儘管在行為舉止的粗密寬嚴上有相似之處，但自古至今不論時勢如何，社會形態如何，二者始終是不能相容的。十三四世紀，在歐洲盛極一時的獨立市民，在行為方面雖然也有些粗暴過激或固陋、愚蠢的地方，但他們決沒有依靠別人。他們致力於商業，為了保護商業還設置了武備，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到了近代，英法及其它各國的中產階級，逐漸富裕起來，品行也隨之提高，雖然在國會等場合，常常爭吵不休，但並不是為了奪取政府的權力來壓制人民，而是為了保全自身的地位利益，竭力反抗別人的壓制而已。所謂地位利益，從地方上說，就是地方利益（Local interest），從職業上說，就是階級利益（Class interest）。根據個人居住的地方或同業關係，而提出各自的主張，保護各自的利益，為此，甚至不惜犧牲個人生命。但是，日本人自古以來，就不重視自己的地位，只知趨炎附勢，企圖依靠別人謀求權勢，否則，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後塵，即所謂“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極，這與西洋人獨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確有天壤之別。在古代的支那，楚項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儀仗就說道：“是可取而代之”；漢高祖看到也說：“大丈夫當如斯也”。現在分析這二人的心理，則他們並不是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而痛恨秦始皇的暴政，實際上不過是以這種暴政為可乘之機，想要逞其個人的野心，奪取秦始皇的地位，作秦始皇所作的事罷了。也許其暴虐的程度沒有達到秦始皇那樣，但這也不過是懂得籠絡人心，手段比較巧妙而已，至於集權專政統治人民這一點，秦始皇與漢高祖之間毫無二致。在我國，自古以來所謂英雄豪傑人物，固然不少，但從他們的事蹟來看，不是項羽就是高祖。有史以來，在日本全國，像獨立市民所作的那樣事蹟，連作夢也想像不到（國民不重視自己的地位）。
宗教是支配人類心靈的東西，本來應該是最自由最獨立絲毫不受他人控制絲毫不仰賴他人力量而超然獨存的。但是，在我們日本則不然。雖然有人說我國的宗教有神道和佛教兩種，但神道始終未能形成宗教的體制。即使在古代有過這種學說，但是早已被吸收到佛教裡去，幾百年來，從未顯露過它的本色。近來，雖然偶爾聽到神道這個名稱，但也不過是在政府的變革時期，假借王室的餘威，想弄一點微不足道的運動而已。這只是一時的偶然現像，照我看來，不能認為它是一個固定的宗教。總之，自古以來，構成日本文明的一部分的宗教，只有一個佛教。但是，佛教從一開始就站到統治者的一邊，並依靠了他們的力量。古來日本雖然出現了不少所謂名僧，有的到支那取經，有的在國內創立新派，建立佛寺，教化人民，但大部分都是想博得天子或將軍的恩寵，假借他們的勢力來傳播宗教，甚至還有人以接受政府的爵位為榮的，如任命僧侶為“僧正”、“僧都”等職位就是一例。最早在“延喜式”①裡，就曾規定，“僧都”以上准於三品。而在後醍醐天皇建武2年的詔旨裡，曾規定大僧正准於二品“大納言”，僧正准於二品“中納言”，“權僧正”准於三品參議（據《釋家官班記》）。根據這種情況，可見當時的名僧也是身兼朝廷的官職，並以其職位與群臣爭班次的上下，以席位的高低為榮辱的。因此，日本自古以來雖有宗教，但沒聽說有過獨立的教權。如果現在要瞭解實際情況，只要到國內有名的寺院，翻閱一下其歷史記載，就可以一目了然了。聖武天皇天平年間，在日本各郡都建立了國分寺；桓武天皇延曆7年，傳教大師在比睿山開山立宗，建立了“根本中堂”，以鎮都城的鬼門；嵯峨天皇弘仁7年，弘法大師在高野山開山立宗，天皇曾賜給他印符，建立了大伽藍；此外還有南都的諸山和京都的各寺。在中古時代，還有鎌倉的五山；在近代，又有上野的東睿山、東京芝區的增上寺等等；以上這些寺院沒有一處不是憑藉政府的力量而興建的。其他，歷代天皇中歸依佛教的，或者親王出家的，也非常多。相傳白河天皇有八個兒子，其中有六人出家為僧，這也是宗教取得權勢的原因之一。只有“一向宗”比較接近於獨立，但也未能免於這種弊病。在足利末期的大永元年，一向宗的實如上人曾向天子獻納即位用的經費，因此天子封他為“永世准門跡”賜給他和出家親王相等的地位。同情王室的衰微貧困，貢獻有餘的金錢，從僧侶的本分來說，本是應該，但事實並非如此，而是通過“西三條入道”的仲介，用金錢購買了這一爵位。這可以說是卑鄙之至。所以，自古以來所有日本國內的大寺院，不是天子、皇后的祈禱之所，就是將軍、執政者們所建立的；總之，都是御用的寺院。如果問寺院的來歷，不是說有受某某將軍封為食米幾百石，就是住持的身分如何等，就好像士族敍述他自己的家譜一樣，聽起來令人作嘔。寺院門前不但立著下馬牌，僧侶出門時，還前呼後擁，淨街開道，有的甚至比封建諸侯還要威風。然而，如果考察一下這種威風的根源，就可以知道這並不是宗教的威風，而是假借政府的威風，無非是屬俗權中的一部分而已。佛教雖盛，但是完全被收羅在政權之下，普照十方世界的，不是佛光，而是政權的威力。所以，寺院沒有獨立自主的教權，歸依佛教的人沒有信教的誠心，也不足為奇了。這裡有一證據，自古以來，日本幾乎沒有因為宗教而引起戰爭一事，就可以說明日本的信教者是如何懦弱了。信仰宗教的具體表現誠心歸依的，只有一些無知無學的村嫗野夫的流淚哭泣而已。從這種情形來看，佛法只是文盲世界裡的一種工具，只能用於安慰最愚昧的人們的心而已。此外，無任何功用也無任何勢力。據說在德川時代，曾有僧侶因破了戒——只是在宗教上破了戒，而不是犯了世俗之罪——，而被政府逮捕起來，遊街示眾，然後處以流刑。從這種例子就可以看出僧侶是多末沒有勢力，也可以說僧侶就是政府的奴隸。近來政府下令允許全國僧侶食肉娶妻，根據這個命令來解釋，以前僧侶之所以不食肉不接近婦女，並不是因為遵奉宗教的教義，而是沒有得到政府的許可，所以才不敢不這樣。從這些情形看來，不僅僧侶是政府的奴隸，也可以說日本全國根本就沒有宗教（無宗教權）。
①905——910年以朝命制定的並用漢文寫的有關宮中、朝廷、百官及各地方的儀式、禮節、規章制度的會典。
宗教尚且如此，儒學就更不必說了。儒書之傳入日本，已經很久，如在王朝時代曾設有“博士”，天子躬讀漢文書籍；在嵯峨天皇時，“大納言”藤原冬嗣曾建立勸學院，教導皇族和貴族子弟，宇多天皇時，又有“中納言”藤原行平設立獎學院等等，漢學逐漸普及，尤其是日本的和歌，自古以來就很盛行。雖然如此，這個時代的一切學問，只有貴族子弟才能得到學習的機會，一切著作書籍，也都出於官宦之手。同時，因為印刷技術還沒有發明，所以人民根本就無法受到教育。在鎌倉時代，雖然錄用了大江廣元、三善康信等儒學家，但這些人也是為政府服務的，從沒聽說人民中有過學者。承久3年，北條泰時攻入宇治勢多時，後鳥羽上皇曾降下一道聖旨，據說當時在北條所率領的五千餘名士卒中，尋找能宣讀聖旨的人，結果只找到武藏國人藤田三郎一人。由此可見當時的社會文化水準是多麼低了。從這時起一直到足利末期，研究文學完全成為僧侶的事，想學習文字的人，非靠寺院不可。後世把學習文字的學生叫作“寺子”，就是因為這種原故。有人說，日本印刷書籍，是由鎌倉時代的五山創始的，這個說法可能是真的。在德川初期，始祖德川家康，首先任用了藤原惺窩，接著又任用了林道春，以後在太平日久，出現了許多有名的儒學家，一直到近世。如上所述，學術的盛衰完全是隨著社會的治亂，並未得到獨立的地位，在數十百年的干戈動亂期間，完全被操在僧侶之手，這不能不說是學術上的一大憾事。從這件事看來，也可以瞭解到儒家的情況還不如佛教。但是，在兵荒馬亂時期學術衰微，不僅我國如此，世界各國莫不如此。在歐洲，自中古黑暗時代到封建時代，文化的權利，也是完全操在僧侶之手，到了十七世紀以後，社會上才開始有了學術。另外，東西洋在學術風尚上也有所不同，西洋各國以實驗為主，而我們日本則向來崇拜孔孟的理論。虛實的差別，固然不可同日而語，但也不能一律加以否定。總之，把我國人民從野蠻世界中拯救出來，而引導到今天這樣的文明境界，這不能不歸功於佛教和儒學。尤其是近世以來儒學逐漸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謬之說，掃除了人們的迷信，其功績的確很大。從這方面來說，儒學也是相當有力的。所以，關於東西洋學術風尚的是非問題，暫且不談，僅就學術發展的過程，說明兩者之間的顯著的差異。所謂差異就是指，在亂世之後，當學術產生時，這個學術在西洋各國是從一般人民中產生的，而在日本是從政府中產生的。這點有所不同。西洋各國的學術是學者的事業，在學術的推廣上，並無公私之別，而只是在學者的社會中；然而我國的學術，卻是屬於所謂統治者社會的學術，仿佛是政府的一部分。試看德川幕府統治的二百五十年間，國內的學校，不是幕府本身設立的，就是各藩諸侯設立的。固然也有著名的學者和大部頭的著作，但是學者都是諸侯的家臣，著作也都是由官方出版的。固然在“浪人”中也有學者，私人也有刻印書籍的，但是，這種浪人是想作諸侯的家臣而不可得的；私人刻印的書籍，也是希望由官方出版而未能如願的。在日本國內，從未聽說過有學者的學術團體和議論、新聞等的出版，也未見過有傳授技術的場所和群眾集會討論的舉動。總之，一切有關學術的事情，沒有一件是私人辦的。偶爾有碩學鴻儒開設私塾從事教學，其學生也必然都是士族。這些人享受世襲的俸祿，侍奉主子，利用業餘學習文字。教學的內容也完全符合秉承統治者的要求，專門講授統治人民的道理。因此，即使讀破萬卷書，如果不能做官，也是毫無用處。或者偶爾有所謂隱君子的，其實也不是甘心隱居，這些人往往是悲歎懷才不遇，滿腹牢騷，不然就是與世隔絕放蕩不羈。這種情況就如同日本的學者被關在叫作政府的牢籠裡，他們把這個牢籠當做自己的天地，而在這個小天地裡苦悶折騰。幸而社會上漢學的教育尚未普及，學者還不多。假如按照漢儒先生們的願望，出現了無數的學者，都擠在這個狹小的牢籠裡，而感到無法容身的時候，其怨恨和苦悶必將更甚，豈非可憐之至。這樣牢籠有限而學者層出不窮，這些人根本不知道籠外還有人間世界也不懂得怎樣來提高自己的地位，只知道依附當代的權貴，甚至唾面自乾而不以為恥。在德川時代，學者一旦得志就是政府和各諸侯的儒官。在名義上雖稱為儒官，其實只是給他們一個穿官衣的身分，並不尊重他們，只是把他們當作一種工具使用，同時也不讓他們參預所喜愛的政務，僅僅給他們五斗米的俸祿，讓他們教導孩子們讀書罷了。因為當時社會上識字的人很少，才不得不使用他們，這就好像讓“穢多”①只限做皮活一樣，其卑屈下賤可以說是到了極點。對這種人能要求什麼呢？又有什麼可責難的呢？在這種人當中沒有獨立的團體，是不足為奇的，沒有一定的主張也不奇怪。而且，政府的專制和壓迫人民偶爾也有稍有氣魄的儒者對此表示不滿，但是，追本溯源，完全是由於夫子自己播種培植的種子生長，蔓延起來以致身受其害，這可以說是作繭自縛。政府的專制是怎樣來的呢？即使在政府的本質裡本來就存在著專制的因素，但促進這個因素的發展，並加以粉飾的，難道不是儒者的學術嗎？自古以來，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幹的人物，就是最巧於玩弄權柄和最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漢儒是老師，而政府是門人，真是可悲，今天的日本人民，有誰不是人類的子孫呢？在今天的社會上，一方面實行專制，一方面受到專制的壓迫，這不能完全歸咎於現代人，而是從由於多少代祖先傳留下來的遺毒。助長這種遺毒傳播的，又是誰呢？漢儒先生們的確起了很大作用（學術不但無權，反而助長了專制）。
①被壓迫的所謂“賤民”，又稱“部落民”。
如前節所述，儒學和佛教對於日本今天的文明，都各有一定貢獻，但是都不免有厚古薄今的弊病。宗教的本旨在於教化人心，其教義是永不移易的。佛家和神道家，用千萬年前的故事來勸諭今世的人，這也是當然的。但是儒學和宗教不同，專講人倫社會的道理和禮樂六藝之事，一半是屬於有關於政治的學問。這種學問直到現在還不知道變通改進，這豈不是憾事麼？人類的學問是日新月異的，昨日之得，可能變成今日之失，往年之是，將變成今年之非。必須對每件事物都抱懷疑態度，然後努力探討鑽研，從事發明改革，子弟勝過父兄，後進趕過先進，如此積年累月地一代一代發展下去，才能達到進步和昌盛。只有當我們回顧百年前的許多事物，感到幼稚而又粗野，可笑而又可憐，才能證明今天的文明進步和學術的發展。論語說：“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孟子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又說：“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我欺哉”。從這幾句話就可以看到漢學的精神。所謂“後生可畏”的意思，就是說，後進者如果能努力學習，也能趕上今人，所以不可懈怠。因此，如果後人盡最大的努力，充其量也不過達到今人的水準，而且今人又都是些不及古人的末世之民，那麼，縱然趕上，也不值得慶倖。如果後進學者發憤自強，立志前進，只是要成為數千年前的虞舜，或者引證周公的話來效仿文王的話，這就好像沒有出息的孩子，從老師那裡領來字帖，拚命照樣摹仿一樣。因為從一開始就認為不如老師，寫得再好，也不過是摹仿老師的筆法而已，絕不會超過老師。漢儒的系統是從堯舜傳到禹、湯、文、武、周公以至於孔子，孔子以後，聖人就斷了種，不論在支那，或在日本，再沒有出現過聖人。孟子以後，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碩學大儒，對後世可以自詡，但是對孔子以上的古聖人則一句話也不敢說，而只有歎息自己學聖人而不及聖人而已。所以儒教在後世愈傳愈壞，逐漸降低了人的智德，惡人和愚者越來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傳到末世的今天，這樣發展下去簡直要變成了禽獸世界，這是和用算盤計算數字一樣準確。幸而人類智慧進步的規律，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決不像儒者所想像那樣，不斷湧現勝於古人的人物，促進了文明的進步，推翻了儒者的設想。這是我們人民的大幸。他們如此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絲毫不動腦筋，真是所謂精神奴隸（Mental slave）。他們把自己的全部精神為古代的道理服務。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並且還迭相傳衍，使今天的社會也受到這種支配，造成了社會停滯不前的一種因素，這可以說是儒學的罪過。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如果過去我國沒有儒學，也不可能有今天。在西洋所謂“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進於文雅這一方面，儒學的功德的確不小。不過，它只是在古時有貢獻，時至今日已經不起作用了。當物資缺乏時，破蓆也可以作被褥，糠麩也可以抵食糧，更何況儒學呢？所以過去的事情不必追究了。從前用儒學來教化日本人，如同把鄉下姑娘送到府第裡服務一樣。她們在府第裡必然學會舉止文雅，聰明才智也可能有所增長，但活潑的精神完全喪失，而變成一個不會管家務的無用的婦女。因為當時，還沒有教育婦女的學校，所以到府第裡去服務也未嘗沒有道理。可是在今天，就必須衡量其利害得失而另定方向了。
自古以來，我們日本號稱義勇之國，武人剽悍而果斷，忠誠而直率，與其他亞洲各國相比毫無愧色。尤其是在足利末年，天下大亂，群雄割據，連年戰爭，當時日本武風之盛是空前未有的。有一敗而亡國的，也有一戰功成而建立基業的，既不論門第出身，也不論資歷如何，功名富貴轉瞬可得。日本這時的情況和羅馬末期北狄侵入時期的情況相比，雖然文明程度有先進與落後之不同，但確實相像。在這種時勢下，日本的武人應該自然產生獨立自主的精神，像日爾曼野蠻民族所遺留下獨立自由的精神那樣，我國人民的習性應該發生一場變化。但事實並非如此。正如在本章的開頭所述，權力的偏重，自有史以來，就無孔不入地滲透在一切人的關係中，即使經過震動也沒法改變它。這個時代的武人，雖然好像是豪邁不羈，但是這種豪邁不羈的氣概，既不是出於本身的慷慨，也不是出於自以為是個男子漢，目空一切，要求個人自由的心情。不是由於受到外界的引誘，就是借外界的力量而產生的。什麼是外界的力量呢？這就是為祖先、為門第、為君、為父或為本人的身分等等，凡是這個時代出師的名義，沒有不是假借這些東西。如果沒有祖先、門第、君、父、身分等等，就要故意製造名義作為藉口。無論是多麼文武雙全的英雄豪傑，沒有一個是單靠他的智勇舉事的。茲舉一兩個例子來說明。在足利時代末年，四方豪傑，或假借驅逐他的主人，或為君父報仇，或為復興祖先門第，或為保全武士的尊嚴等理由，而糾集黨羽各霸一方，形成割據之勢。但是他們所期望的卻只是晉京一事，究竟晉京的目的何在呢？無非是要謁見天子或將軍，假借用其名義以號令天下。至於未能晉京的，也要在原地拜領王室的封官，以這種官職，作為光宗耀祖和控制部下的一種策略。這種策略是古來風行於日本武人間成為一種慣例，如源、平兩氏等酋長也莫不如此。至於北條氏，他並不直接要求最高的官位，在名義上還保存著將軍，而以五品官的身分，掌握天下大權，他不僅把王室當作工具，同時也利用了將軍的名義。表面上冠冕堂皇，實際上完全出於用心卑鄙，其中含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又如足利尊氏採納了赤松圓心的計策，慫恿後伏見天皇降旨，立王子為光明天皇。這件事，任何人看來，都知道並非出於尊王的本意。織田信長最初俘擄了將軍義昭，但後來感到將軍的名義不如天子，於是驅逐了義昭，直接挾持了天子。這並不是由於誼厚，事實上是最露骨的陰謀詭計，是天下人有目共睹有耳共聞的。然而，他在表面上仍然高談忠信節義，利用形同兒戲的名分作為藉口，自以為得計，而他人也不懷疑，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在他的黨羽中，不論上下都得到了巨大的利益。自有史以來，日本武人就遵循著本國人與人之間的規矩準則，生活在權力偏重的環境中，從不以對人屈從為可恥，這和西洋人的愛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分，以及維護自己的權利相比，有著顯著的區別。所以，雖在兵慌馬亂的時代也不能打破這種人與人之間的規矩準則。例如一姓之中有大將，大將之下有家臣，其次有騎士，再次有步卒以至於雜役，僮僕，上下的名分非常明確，其權利義務也隨著名分而有所不同，沒有一個不受壓迫的，也沒有一個人不壓迫別人的，這就是既受別人壓迫又壓迫另外一些人，既屈從於此，而又驕矜於彼。譬如，有甲乙丙丁等十人，乙對甲卑躬屈膝，好像是受到不可忍受的恥辱，但乙對丙卻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所以用後者的得意以補償前者的恥辱，使其不滿得到平衡。如此丙取償於丁，丁又求之於戊，一環套一環無休無止。這恰如借錢給東鄰而向西鄰索還一樣。如果以物質作比喻，西洋人的權力就像鐵，既難使它膨脹，也難使它收縮；而日本武人的權利，則好像橡膠，其脹縮的情形隨著接觸物的不同而不同，對下則大肆膨脹，對上則立時收縮。把這種偏輕和偏重的權力，集成一個整體，就叫作武人的威風，遭受這個整體壓迫的，就是孤苦無告的小民。為小民著想固然可憐，但從武人集團來說，卻不得不說這是上自大將下至雜役僮僕的共同利益。不僅是求得了共同利益，而且還似乎保持了上下關係的整齊和秩序。所謂秩序，就是指在他們集團之內上下之間，人人都表現出卑屈的醜態，但是他們硬把整體的光榮，作為自己的光榮，反而拋棄了個人的地位，忘卻了卑屈的醜態，由此另外製造成功一種秩序，並且安於這種秩序。習慣成自然，終於形成了他們的第二天性，這種習慣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動搖。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這就是武人特有的習性。如果單就某一點或某種場合來說，也可能有不少值得羡慕的地方，例如昔日三河武士隸屬於德川氏的情況就是這樣。武人的相互關係既然是這樣，那麼，為了維持這種關係，必須有一種無形的最高權威。這種最高權威就是王室。然而，事實上人類社會的權威，應該是屬於人類的智德，所以，如果沒有真的智德，真的權威也不可能屬於王室。於是武人們想出一種策略，只把保留王室的名義，使它徒擁虛位，而把實權掌握在武門手裡，這就是當時的四方豪傑，所以熱衷於晉京和故意保存形同兒戲的名分而加以利用的原故。如果尋求其根源，那就是由於，日本的武人沒有個人獨立的精神，因而不以這種卑鄙的行徑為可恥（亂世的武人沒有個人獨立的精神）。
現在特別提出一件自古以來被人們忽略了的事情，從這件事情便可以看出日本武人沒有獨立自主的精神。這就是關於人的姓名問題，本來人的名字都是父母給起的，成年後也有改名的，但這不是應該受他人的指使。有關衣食住的用品，好像可以按各人之所好自由選擇，但多半要受外界的影響，隨著社會的風尚而改變。然而，人的姓名卻不同於衣食住上的用品，命名時當然不受別人的指示，即使是親戚朋友，如果不是本人向他們徵求意見，誰也不能隨便過問，在有形的事物中，這可以說是最自由的一部分。在用法律規定禁止更改姓名的國家裡，當然要遵守法律，這樣也不算妨礙自由。而在可以自由更改姓名的國家，例如想把源助這個名字改為吉平，或者不改，這種自由完全屬於個人，就如同夜間睡眠時臉向左側躺著還是臉向右側躺著完全由自己決定一樣，根本與他人無關。可是，古來日本武門竟有接受賜予“偏諱”而准許冠姓的慣例，這是一種卑屈低劣的習性。即以上杉謙信的英武也未能例外，也曾接受將軍義輝的偏諱改名為輝虎。還有更甚的例子，如在關原之戰以後，天下大權歸於德川氏，諸侯中凡是冒姓豐臣或松平的一律恢復本姓，這種改姓也許是出於自願，也許是奉命而行，但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卑屈的行逕。或者有人要說，改名冒姓是當時的風俗，並無人介意，所以今天不能加以責難。其實絕對不然。凡冒用他人姓名的，其內心並不會愉快，這是古今人之常情。由下述情況可以證明，足利時代永享6年，鎌倉的將軍持氏之子，成年後命名為義久，當時曾有管領上杉憲實建議應循例請求賜室町賜諱，但未採納。此時持氏已經有獨立的意思，姑不論其意圖如何，總之，他可能認為冒用他人的姓名是可恥的事。再如德川時代，相傳細川氏曾謝絕過賜姓松平，這件事民間傳為美談。這件事是真是假雖不清楚，但是從這裡可以看出，在把這件事當作美談這一點上，卻是古今相同的。上述有關姓名的問題，雖然不是什麼大事，但是這件事卻說明瞭古來以義勇見稱的武人，其實是何等的卑鄙怯懦，同時還為了說明有著權威的政府，其力量是如何可怕，而且這種力量能夠滲透到人心的深處，足以控制人心的動向，在這裡多贅述了幾句。
如上所述，日本社會從上古以來就分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兩個因素，並形成了權力的偏重，直到今天這種情況仍未改變。在人民之中也沒有爭取自己權利的，而宗教和學問也都控制在統治者的手裡，從未能獲得獨立。亂世的武人雖然貌似義勇，但不懂得什麼是個人。無論亂世或治世，人與人的關係，從最大到最小，到處都存在著偏重現像，同時，不依靠偏重，則任何事情也行得通。這種情況，恰如用一種藥治萬病，靠這一種藥的功效來滋補統治集團，然後把他們的力量集中在當權者一人手裡。如上所述，無論王朝的政治或將軍的政治，無論北條、足利的策略或德川的策略，其實質都是一樣。如果說彼善於此，或此遜於彼，不過是視其運用這偏重的手段巧拙而判斷其得失罷了。只要把偏重的手段運用得宜，能把最高權力集中於執政者的手裡，便是萬事大吉，別無所求了。根據古來的習慣，有所謂“國家”二字，這個“家”字不是指人民的家，而是指執政者的家族或門第。所以國就是家，家就是國。甚至把增加封建政府的財富也叫作就是為了“富國”，這種情況表明“國”已經被“家”吞沒了。因為用這種思想來定政治的根本方針，所以想出的策略也只有企圖把偏重的權力集中於一家了。山陽外史，曾評論“尾大不掉”為足利的政治的重大失策。也就是說，足利氏沒有實現偏重，未能把權力集中於足利一家而已。作為當時的儒者，當然會有這種看法，不過，這畢竟是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的論調。如果認為足利氏的“尾大不掉”是失策，那末，對於德川的“頭重腳輕”就不能不感到心滿意足了。自古以來，所有集權政治，再沒有比德川氏運用得更巧妙更漂亮的了。自從德川氏統一了日本以後，便為他的一家大興土木，耗費了諸侯的財富；另一方面卻拆毀了各藩諸侯的堡壘，禁止各藩修築城郭，禁止建造大型船隻，不許軍火運入首府，並將各諸侯的妻子拘留於江戶，叫他們興建宅邸，引導他們浮華墮落，不使從事正業。如果看他們還有餘力，就借“效勞”或“警備”等等名義，使他們疲於奔命。這種有令必行，有命必遵的情況，恰如先挫傷了人家的手足然後與之角力一般。在集權的政治中，這可以說是最高明的典型了。倘為德川家族的利益著想，確實可以說是極盡巧妙的能事了。本來，成立政府，必須保持一定均勢由中央掌握權柄以控制全局，需要有這種均勢的，不僅僅是我們日本，世界上任何國家也都如此。野蠻未開化的古代日本人，尚且懂得這種道理，所以，從數千年的古代以來，一直對於“專制”念念不忘。何況在文化逐漸進步的後世，誰能設想剝奪了政府的權力以後，還能實現文明呢！政權存在的必要，就是小學生也會知道的。但在西洋文明的各國，這種權力並不是來自一處。政令雖出於一個政府，但其政令是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的，即或不能代表全體的意志，也是根據人民的意見稍加變通，或把各方面的意見加以綜合，而集中起來統一發號施令罷了。然而日本，自古以來政府與國民的關係，不僅是主客關係，也可以說是敵對關係。德川政府耗費諸侯的財富，就無異於戰勝者索取戰敗者的賠款。禁止國民造船，制止諸侯築城，也無異於戰勝者拆毀戰敗國的炮臺。這是對本國人所不應有的行為。
處理社會上一切事物時，在步驟上，都分為第一步和第二步。在處理第一個階段，即邁第一步時，必須首先考慮到怎樣適應第二步。因此，也可以說是第二步支配第一步。譬如，諺語所說的“苦為樂之因”和“良藥苦口”，就是如此。把痛苦當作痛苦而躲避，把苦藥當作苦藥而厭惡，這是人情之常。如果只看事物的第一步，那末，躲避或厭惡，也似乎是應該的。但假如為第二步即安樂和恢復健康著想，就不能不忍受第一步的苦了。至於權力的偏重即集權，也是為了暫時維繫全國的人心，在處理事物上，定出先後的順序，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決不是出於惡意，這就是所謂第一步的措施。不僅如此，偏重運用得巧妙的，偶爾也可能達到驚人的漂亮，但在發展到第二步時卻暴露了以往的弊病和第一步處置的不當。由此可見，專制政治癒巧妙，弊病愈甚，統治愈久，貽害愈深，終於成為難以醫治的遺毒。德川時代的太平，就是一例。到了今天，想改革社會狀況，進入人的關係的第二步的時候，情況異常困難。原因何在呢？在於德川的專制方法十分巧妙，而且統治的年代又很長久。我曾經對此這樣評論過：“粉飾專制政治，好像閒散的退休者摩擦心愛的葫蘆，雖日夜不停費盡心力，而結果仍然是個圓形的葫蘆，只不過是增加些光澤罷了。當時勢已變將要發展到第二步時，仍然留戀舊的事物而不知加以變通，為了追求根本無法獲得的東西，而在腦子裡虛構出一個幻想，然後把它當作事實來追求，求之不得因而感到苦悶，這就像不知葫蘆已有裂痕，仍在摩擦一樣，未免太愚蠢了”。我這樣說可能是對的。總之，這都是只看到事物的第一步而不知有第二步，只停止在第一步而不邁進到第二步，而以第一步妨礙了第二步。如此作法，即使用第一步的偏重，保證了事物的順序，但實際上不但未達到目的，倒把人的關係窒息了。既然使人的關係窒息了，那麼，山陽外史裡所說的“尾大不掉”也好、德川的“頭重腳輕”也好，孰是孰非無從分辨。總之，外史之類也只是著眼於事物的第一步，是一種摩擦葫蘆之見。
試看德川的統治，人民就如同處在那種專制偏重的政權下，如果考察當時的社會情況和人民的活動，就好像日本全國幾千萬人民，被分別關閉在幾千萬個籠子裡，或被幾千萬道牆壁隔絕開一樣，簡直是寸步難移。不但在身分上有士農工商之別，而且在士族中還有世祿世官的，甚至像儒官、醫師等還要世襲其業不得改變。農民也各有不同家世，商工業也有固定的股份。這種界限，簡直像銅牆鐵壁，任何力量也無法摧毀。人們縱然才氣十足，但因沒有機會發揮所長，只好退一步苟全性命了。經過幾百年之久，這種習慣終於變成了人的本性，以致完全喪失了“敢做敢為的精神”。譬如，貧苦人民，因為都是無知的文盲，受人輕蔑，以致年年歲歲貧上加貧，這種痛苦，簡直是人類世界中最甚的，然而，他們卻沒有克服困難敢作敢為的勇氣。對於不期而至的苦難，雖然善於忍受，但沒有人積極去克服苦難而爭取未來幸福的。不僅貧苦人民如此，就是學者和商人也莫不如此。總之，日本人缺少普通人類所具有的朝氣而沉溺於停滯不動的深淵中。這就是為什麼日本在德川統治二百五十年間極少有人敢於創造偉大事業的根本原因。這也是最近雖有廢藩之舉，而國民習性依然未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界限，還是十分清楚毫未改變的原因所在。如果溯本窮源，完全是由於權力的偏重所致，也可以說是忽視事物第二步所貽留的弊害。所以，假使不察明這種弊害，清除這種偏重，無論處於亂世還是治世，文明都不會進步的。不過，如何治療這種病患，屬於現代政治家的工作，而不是本書所要討論的問題，我只是介紹這種病患的情況而已。本來，西洋各國的人民，也有貧富強弱的不同，富強的對待貧弱也可能有刻薄殘忍的或傲慢無禮的，貧弱的為了名利也可能有諂諛他人或欺騙他人的行為，他們相互間存在的醜惡情況，也與我們日本人無異，甚至有甚於日本人的。但是，即使在他們這種醜惡的表現的時候，每人還保持著個人的思想，並不妨礙精神的爽朗。其刻薄傲慢，只是因為富強而不是另有所恃。其諂諛欺詐，也只是因為貧弱而不是另有所懼。同時，富強和貧弱都不是天生的，是人的智力可爭取到的。既是可以用智力而取得，即使實際上不能成功，人們完全可以依靠自己走獨立進取的道路。假使向西洋的貧民詢問這個問題，他們在口頭上雖然不能說，但在內心裡會這樣回答：因為我窮所以才服從富人，只是在貧窮的狀況下才受他們的控制，我的服從將隨著貧窮的消失而消失，他的控制也將隨著富貴的消失而消失。所謂精神爽朗，就是指這種心理而言。我們日本人自有史以來，就因囿於社會上偏重的陋習，人們在交往中不論貧富強弱，也不問智愚賢不肖，只是根據他的地位，或對人輕蔑或對人恐懼，毫無活潑氣像，這和固守自家門牆的西洋人相比，不啻天壤之別（不論治世或亂世，只要權力有所偏重，文明就不能進步）。
這種權力的偏重給全國經濟帶來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討論經濟問題本來就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事情，問題不易弄清楚。由於各國的情況不同，不能把西洋各國的經濟理論，原封不動地搬到日本來，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這裡有兩個原則，無論在任何國家，任何時期都可以普遍適用。第一個原則就是關於財富的生產和消費問題。生產和消費的關係是密切相聯而不可分的。生產就是為了消費，消費又是為生產提供條件。譬如，春季散播種子是秋季生產糧食的手段，在衣食住上花費金錢，是為了保護身體的健康和培養體力，同時又對生產衣食住等需要的物品提供了條件。但是在生產和消費的問題上，也有消費而不生產的，比如火災、水災就是這樣。或者由於窮奢極欲，把財物消費得一乾二淨，這也無異於水火的災害。在經濟上重要的，決不是禁止消費，而只是要看消費之後，所得的東西多寡，以判斷其消費是否得當。所得的東西超過了其所消費的，這叫作利益；所得和消費兩者相抵，便叫作收支平衡；如果所得少於消費或毫無所得，便叫作虧損或完全損失。經濟家的目的，在於如何能使所得超過消費，從而逐漸積累和有計劃地消費，以達到全國富裕起來。所以積累和消費這兩件事，不能把任何一方作為手段，把任何一方作為目的，也不能認為任何一方在先任何一方在後，既沒有先後緩急之分，也沒有難易輕重之別，完全是同等的，應該以同樣對待等量齊觀。這是因為：只知積累而不善於消費的人，最後不會獲得大量的積累；只知消費而不善生產積累的人，最後也一定不能有大量的消費。富國的根本問題就在於不斷擴大積累和消費，積累和消費大的國家就叫作富國。由此看來，國家財富的積累和消費，應該按照全國人民的意志來進行。既然有“國家財富”這個名詞，也就應該有“國家意志”這個名詞。國家財富應該以國家意志來處理。如政府的歲入歲出也是國家財富的一部分，所以西洋各國關於政府的財政問題要與人民進行協議，就是由於這個原故。第二個原則是，在積累或消費財富時，必須有相應的智力和處理財務的習慣，即所謂理財的能力和理財的習慣。譬如千金之子多半敗家破產，賭博致富者多半不能久享，這就是由於財富與他們的智力、習慣不相適應的緣故。如果沒有這種智力和習慣的人擁有過分的財富，則不僅要糟蹋財富，而且恰如給兒童一把利刃一樣，反而會招致傷害本身或傷害旁人的禍患，古今有很多這樣例子。
上述兩個原則如果是正確的話，那麼與它對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自古以來我們日本經濟的得失了。王朝時代的情況姑且不談，這裡僅從葛山伯有先生所著《田制沿革考》援引如下一段話：
源平之亂時，徵發之事不由政府，人民也無所適從。一鄉一莊的土地，既要繳納於官，又要繳納奉於平氏和源氏，再加上間有奸宄之徒，從中搶奪糧食，無告之民，陷於塗炭之苦。後來源公秉政，郡設守護，莊設莊頭，而國司、莊司仍然存在，人民儼如奉戴兩君。……。到了足利時代，雖沒有制定其他統治郡縣的政令，但把國、郡、鄉、莊全部分給了武士，租稅則一任領主徵用。此外，又征五十分之一作為自奉。例如，產粗米五十石的土地，抽出一石運往京城，充作將軍的廚膳之用。也有時增至二十分之一。而守護、莊頭更可以斟酌自己的需要數量，自行徵收以致造成雙重租稅。……。至於“段錢”、“棟別”、“倉役”等的徵收，更是不按時候。所謂“段錢”，就是按田地出的錢，等於目前的土地稅；所謂“棟別”，就是房產捐，等於目前的房捐；所謂“倉役”，就是專向富農富商徵收的，等於目前的財產稅。在義滿公時期，財產稅是按四季徵收的，在義教公時期，一年內徵收過十二次，在義政公時期僅僅十一月份就徵收過九次，十二月份又徵收了八次之多。因此，農民背棄田舍流落四方，商旅倒閉不能交易。這是根據應仁記的記載。應仁記中還說：“自豐臣氏統一天下至文祿三年，才正式規定了全國租稅制度，據此，三分之二歸莊頭徵收，三分之一歸農民所有”。又說：“到了開國初期（德川），因厭惡前代的苛刻，遂將租稅減低三分之一（即所謂四公六民的法令），始解人民於倒懸”云云。
根據上述考證，古來我國租稅無疑是非常苛刻的。到德川的初期，才稍為放寬，但是歲月漸久，又不知不覺地恢復了舊日的苛稅。古來所謂有識之士，常認為農為國本，指責工商業者，繳納賦稅極少，或完全不繳納賦稅，飽食終日不勞而獲，於理不合云云。但如果細察事情真相，工商業者也絕非不勞而獲，偶爾也有極少數的富商巨賈過著坐享其成的安逸生活，但這也是依靠資本以謀利，無異於地主富農之擁有大量土地不勞而食。至於小商人，即使不直接向政府納稅，而他們在經營上的困難，也無異於農民。在日本，自古以來就沒有工商稅。因為沒有稅，所以從事工商業的人數就自然增加，但是也有一定的限度，就是在農民的利益和工商業者的利益達到平衡時為止。譬如，農民們耕種公四成民六成（稅率）的土地，所得固然不多，但在平常年景尚可勉強養活妻子。至於居住在城市裡經營免稅營業的工商業者，比起農民雖似有利，但仍然有很多人不免於凍餒。這是什麼道理呢？這是因為有同業的競爭。本來全國的工商業就有一定的限度，在一定的地區內事情不增加，只增加人員，結果，十人可以作的事情，分給了二三十人，一百人應得的錢，分給了二三百人，應得三成利潤的生意減低為一成，應得二千文的工資降低為五百文。由於同業間的互相競爭，自己降低了利潤，結果給他人帶來了利益，連農民也要得到這種利益。所以，工商業者表面上雖然無稅，但實際上無異於有稅的農民。如果工商業有獲得厚利者，多半由於政府採納了所謂有識之士的建議，設置種種障礙，防止了農民的轉業營商，因而才能在人數比例較少的情況下，得到些專賣的利潤。由此看來，農業和工商業，是利害一致的，同是從事有益於國家的事業的。雖然表面上存在著有稅與無稅的區別，但二者都不是不勞而獲的，都是為國家積累財富的人民。
所以，在人的關係上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分，而在經濟上則有生產者和不生產者之別。這就是說，農工商以下的被統治者是生產者，士族以上的統治者是不生產者。或者借用上段的名詞，一種可以叫作積累的階層，另一種可以叫消費的階層。這兩個階層相比較，在勞逸得失上當然不公平，但是在人口過多，資本集中，在被迫互相競爭謀求職業的情況下，必然造成富者安逸，貧者勞苦的現像。這不但我國如此，也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病態，是無可奈何的現像，因而也就無可厚非了。況且，雖然把士族以上的統治者，叫做不生產者或消費者，但政府需要有文事武備，以維持國家的秩序，這是為經濟的發展服務的，所以不能說政府的開支都是浪費。在我國的經濟上，特別不合理而且特別不同於其他文明國家的地方，在於對待同一國家財富的積累和消費時，不是抱著同樣的態度。根據我國古來的一般情況，人民經常是積累財富的。例如按四公六民稅法，人民以生產的六成供養父母妻子，其餘四成繳納政府。但這部分租稅一旦繳納之後，就不知去向，也不知作何用途；有無剩餘，有無不足，一概不知；總之，人民只知積累而不知消費的情況。而政府在一旦取得這部分租稅之後，也忘掉它是從何而來，也不知道是怎樣得來的，把它看成好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東西似的，不假思索，任意揮霍；換句話說，只知消費而不知積累。前面已經說過，經濟上第一項原則是，積累與消費是同等的事情，必須同樣看待。但由上述情況看來，卻是以兩種態度對待同一事物，這好比兩個人寫一個字，分為左偏右旁每人寫一半似的，很顯然，任何高明的書法大家也寫不好。像這樣把上下的心情截然分開，不僅所見到的利益各有不同，互不瞭解，甚至看到對方的舉動，也互相不以為然。這樣，怎能不產生經濟上的不合理現像呢？應該消費的不消費，不應該消費的反而消費，根本不能得到應有的平衡。足利義政在天下大亂之際，興建銀閣寺，在別墅的屋脊，裝飾珠玉金銀，糜費達六十萬緡之巨；只修建高倉官邸的一面隔扇就花費了二萬錢。由於奢侈無度，雖一再向人民大量剝削地稅房捐，但國庫仍然空虛，毫無積蓄。這可以說是上下都貧困的時期。太閣在內亂以後，興建大阪城，接著又遠征朝鮮，對外有巨額軍費開支，內有宴樂的鋪張浪費，而竟能用黃金鑄成金馬貯藏起來。這可以說是下貧上富的時期。又如歷史上以賢明見稱的北條泰時以及時賴、貞時等，大約皆自奉儉約。至德川時代，在其初期，明君賢相輩出，政府的措施無可非議，如與足利義政等時期相比，固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也未聽說民間有致富而興辦大事業的。作為北條及德川的遺跡流傳到今天的，最著名的是鎌倉五山、江戶城、名古屋城、日光山、東睿山、增上寺等等，這些古跡都是非常宏偉的。但令人不解的是，在那個時代的日本，為什麼要興建如此巨大的工程，是否真是適合於當時全國經濟的情況呢？這是我不能置信的。再如國內現有的城池、神社佛寺的古跡，和大佛、大鐘、或大寺院等建築物，如此雄偉，大都不是像徵神道佛教的昌盛，而只是表明獨裁君主權勢的強盛而已。當時雖然也有少數水道溝渠等的建造，但決不是出於民意，只是由於當時君相有司等的好事，即所謂考察人民的疾苦，為之興利罷了。本來，在人民沒有知識的古代，政府獨斷專行，也是勢所必然，哪裡會有人提出異議？所以，決不應該以現在的眼光去評價古代的是非，但是，把國家財富的積累和消費截然分開，在經濟上造成無限的不合理現像這一點，則不論在明君賢相的時期或暴君汙吏的時期，都未能避免。這種情況異常明顯，所以後世應該有見及此，以免重蹈複轍。雖然說明君賢相須把財富用於必要的事業上。而這個必要，是根據君相的意思決定的，所以，只是出於個人的喜好，有從武備為必要的，有以文事為必要的，也有以真正的必要為必要的，但也有以不必要為必要的。在足利義政時期，政府曾下令廢除一切借貸契約，人皆稱為德政。在德川時代，也有類似的例子。這種情況，如果從政府來說，似乎也是德政。國內的積累者對於消費者採取了絲毫不加過問的態度，消費者也不是量入為出，而是出入全無限制。政府只是看到人民生活不比過去壞，就自以為是最大的仁政，別的就不管了。年年歲歲反復總是這樣，這邊積累那邊消費，就像兩個人共寫一個字，一直流傳到幾百年後的今日。如果把古今作一比較，考察全國經濟的發展過程，其進步的遲緩，實在是驚人的。例如，在德川氏統治的二百五十年間，國內從未用兵，這可以說是世界上罕有的太平了。處在這個世界上空前的太平盛世，日本人民雖愚，工藝雖不發達，積累雖緩慢，在這二百五十年間，經濟上也應當有長足的進展，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決不能僅僅歸罪於將軍及各諸侯的無德。假使這是由於君相有司的無德無才所造成的災禍，則其無德無才並非其本人之罪，而是因為處在他的地位，客觀形勢迫使他不得不變成無德無才。所以從經濟方面來說，明君賢相也並不那樣偉大，天下太平也並沒有那麼好。有人說：戰爭的確是可怕和可憎的災禍，但是它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就好像人身上的刀傷，雖一時感到可怕，只要不傷要害，很快就會平復。而惟獨在經濟上，特別可怕的不是刀傷，而是像癆症那種逐漸使人衰弱的病症。根據這樣說法，我們日本的經濟，原來因為權力的偏重而分成積累者與消費者，雙方之間不通聲氣，即使不是逐漸衰弱，也是長期停滯不前。在數百年間雖然稍有進步，但並未達到繁榮活躍的境地。即使在德川氏二百五十年的治世，也無顯著的進步。這可以說是害了所謂經濟癆症。自古以來，日本學者就主張政府的稅務官與郡縣的稅務官在職權上應該分權。察其用意，也許是認為由政府稅務官收稅，容易造成聚斂，因而主張授權於接近人民的郡縣稅務官，以便稍加節制。當然，劃分同一政府之內的官吏職權，事實上並無益處。但從這種主張的用意可以瞭解到，古人並非不知道把財政權完全交給消費者的害處。
經濟上的第二項原則，是對於財富的積累或消費必須有相應的知識和管理的習慣。本來，理財之道在於活潑果敢和節儉克制。兩者必須適當配合，互相約制，保持平衡，才能使積累和消費擴大起來。如果偏於一方，缺乏果敢的作法而只知節約，就會陷於貪婪吝嗇；如果忘掉節儉，一味果敢做去，就會造成浪費揮霍；這都是與理財的原則背道而馳的。然而，如上所述，把全國人劃分為積累者和消費者兩個階層，在界線劃分明確的情況下，整個階層的做法，必定偏於一方。例如積累者雖具有節儉克制的思想，但因缺乏果敢的做法，而失於吝嗇；消費者雖具有活潑果敢的地方，但因違背節儉的精神，而失於浪費。日本的國民教育雖不普及，但天資並不愚蠢，對於理財一事，沒有理由認為特別拙劣。只因人事關係，把不應分割的事業分割開來，以致形成了各階層的不同習慣，不同做法，從而陷於拙劣。但就其行為的本質來說，並不是惡劣的，如果調和適宜，則可以產生果敢活潑和節儉克制，對於理財會起到最好的作用。但是沒有起到這種作用，反而變成了浪費揮霍和貪婪吝嗇，這並不是因為本質的惡劣，而是由於調和失宜所致。例如使氧和氮化合就變成空氣，為動植物的生存所必需。但是，若把這兩種元素分析成單獨的氣體，則不僅對生物不起良好作用，反而有害於生物的生存。從我國古來的理財情況來看，凡是支配金錢舉辦事業的人，一般都是士族以上的統治階層。在政府裡興建的土木工程和執行文事武備計畫的當然不用說，其他如社會上一切讀書、習武、研究技術和愛好風雅等，除去謀求個人的日常生活外，不管是否有用，能夠有餘暇去從事人生中比較高尚的事情的，也只有士族以上的人。所以他們的行動自然靈敏活潑，敢作敢為，這的確可以稱為我國文明的根本。然而唯獨對於理財一道，由於千百年來的積習，這些人只知出而不知入，只知消費而不知積累，只知消費現成的東西而不知創造沒有的東西，在這種情形下，浪費揮霍的弊病也就不可避免了。況且積習既久，形成一種習性，認為理財之道不是士君子的事，不但不以不懂為恥，反而以懂為辱，結果，最高明的士君子和最笨拙的理財者，便成了同義語，這可以說是迂腐已極。再看看農商以下的被統治階層的情況，他們和上層階層之間存在著明確的界限，恰如兩個世界，人情風俗迥然不同，他們受上層階級的統治和輕侮，談話時的稱呼不同，坐的席位有區別，服裝也受到限制，適用的法律也有不同，甚至有關生命的權利也操在上層階級的手裡。據德川時代的律書所載：
“凡各役卒，倘發現商人百姓等賤民有非法言論和不軌行為，不得已而格殺者，經調查屬實後，免予追究”。
根據這條法律，商人和農民好像經常面對著千百萬敵人，如果能夠活著，只是倖免於不死而已。既然生命都得不到保障，又怎能顧及其他呢？既無廉恥功名之心，也無鑽研文學藝術之志，惟知服從政府法令，繳納賦稅，可以說身心都被束縛著。然而，人類的思想活動是本能的要求，不是用任何方法所能完全壓制或禁錮的，它總會找到空隙和發揮的途徑。這些商人農民想改變其身分固然不可能，但在積累私人財富，經營產業方面，卻有充分發揮其智慧的寬闊餘地，很少受到阻礙。因此，稍有才幹的人就竭力積蓄財富，經歷千辛萬苦節儉克制，其結果，也有積累了巨萬之富的。但是，這種人只是為了致富而致富，並無其他目的。勤儉致富並不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而只是把它當作生平的唯一目的。所以，他們認為世界上除去財富以外，再沒有可貴的東西，認為財富是拿任何東西都不換的。對於學術等屬於人類精神方面的崇高事業，不但不加理睬，反而認為是一種奢侈而加以禁絕，甚至看到上流人的這種舉動，還竊笑其迂闊。這種思想在當時的情況下，固然不無道理，然而，其品格的卑劣和精神的懦怯，實在可鄙。如果調查一下日本國內號稱富豪的來歷和他們的興衰，便可以得到明證。自古以來，白手起家成為巨賈豪農的，都不是學者士君子之流，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學無術的粗人，他們對於可恥的事也不以為恥，不可忍受的也能忍受，一味吝嗇終於積累了財富。至於敗家者，不是本身無能，不從事生產積累，就是沉湎酒色窮奢極欲，因而耗盡資財。這與士族之流的超然物外不事生產，追求所好，不肯降志屈節，因此而陷於貧窮也不介意的情形相化，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當然，因沉湎於肉欲而敗家和因超然物外而破產，在敗家破產這一點上並無二致，但從思想方面來說，上層人物尚存有智德活動的一面，而下層人物則只知道貪財圖利以滿足肉體之欲而已，因此，兩者行為是有很大差別的。由於以上情況，被統治階層的節儉克制變成了貪婪吝嗇，而統治者階層的活潑果敢變成了浪費揮霍，兩者都不利於理財，所以才造成今天這種情況。我們日本固然貧窮，但天然物產並不缺乏，況且在農業方面，與世界各國相比較，也有很多值得誇耀之處，決非天然的貧國。我們的稅法也許苛刻些，但並不是將稅款投入大海，它還是留在國內成為財源的一部。但是，日本全國為什麼貧窮到現在這種地步呢？這不是因為財力缺乏，而是缺乏理財的能力。也不是缺乏智力，而是由於智力被分割為兩段，上下不通氣的緣故。總而言之，日本國家的財富可以說自有史以來一直到今天，還沒遇到同它相適應的智力。因此，把這被分為兩段的智力配合起來，使其與實際相適應，也就成為目前經濟上的急務了。但是，由於千百年來的積習極深，並不是一朝一夕的運動所能改變過來的，最近這個運動已經逐漸抬頭，可惜上下兩個階層不能互相採取對方的長處，反而有許多人效仿對方的短處，這也是無可奈何的趨勢，不能完全歸咎其本人。因為滔滔的天下大勢，自上古以來一直沖裹著億萬人類向前奔流。所以，現在仍不能驟然抗拒這股潮流，也是理所當然的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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